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63＇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2 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4 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64＇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9月26 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1923年9 月26日一直到1924年2 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9 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3 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65＇国的背后。现在1923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