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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第二天，刘总司令突然来一通电话叫我到总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属于陆军总部指挥）。我到了之后，刘总司令说：“老弟啊，都变了。”我说：“怎么了，发现新资料了吗？”他说：“不是的，这次他们蓄意的要把它报成湖口事件，我也没有办法扭转，现在总政战部把案子接过去，一大批政战人员论功行赏，一连串的就把这个案子说成是兵变，还说幸亏有政战人员，使部队不至于酿成大祸。”虽然我已离开装甲兵，有心人士还要藉机打击我。事情有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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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事件（3）
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和父亲坐在澄清湖边，下午在阳台上喝茶，他突然说：“纬国，你不论是学术，不论是工作，都很努力、认真，一切成绩都很好，就是识人比较差一点。”我就说：“父亲说的对，识人的确是一件最难的事情。”父亲就没再接下来说了，我知道他一定有所指。后来吃过晚饭后，我又陪着父亲去散步，在散步中，父亲又说：“譬如说湖口出的这件事情，照理说赵副司令在你指挥下已经很久了，这样的人怎么还留他在装甲兵呢，你识人是不够的。”我说：“父亲说我识人较差，我完全承认，外面也有很多传说，说父亲会看相，个别召见下属时，听声音就知道这个人的品德，这些本事我都没有。不过，对赵志华这件事情，真相并非如外面所报道的。”父亲便问我实情，我说：“父亲如果不问我，我是不愿意说的。总司令知道这件事，我不会越级呈报，不过，父亲如果不问他实情，他也不会愿意说的。父亲要知道真正的实情，我可以做一个分析，至于对或错，父亲可以问刘总司令。”于是我就把整个情形与经过告诉父亲，并对父亲说明，我一直派两个军官随伴在他旁边，因为他从来没有精神分裂过，我只是预防，平时我对他很好，能够让他得到一点安慰，让他得到相当的温暖，也就没事了。
父亲问我：“你晓不晓得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在那天发作？”我说：“事情很简单。当年部队先过来台湾时，我已经预先为他们安排好官兵与眷属住的房子，尤其是高级干部，我都已经为他们买的买、顶的顶，后来他们只要自备两条小黄鱼（二两黄金），就能够把房子顶过来。再怎么困难，几年下来，也能够省二两黄金，不过他在买房子时还差三万台币，他就写了一份报告给那位新司令，请他转呈总司令，向总部借三万块钱，等到他买下这栋房子后，然后卖出去，再买一栋比较小的房子，这三万块钱就可以还掉，前后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事情已经讲好了。可是这位新司令把他的报告放在桌上，没有替他转，他心里很不开心。”
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根本不必往总司令处转，我会把装甲兵自己的私房钱借给他，反正只是个周转。我们的福利金，光是十两黄金一条（大条）的就有二百七十四条，这些钱随时可以拿来替官兵救急。当时我离开装甲兵时，我继承的黄金、台币、美金全部移交，而且把以往所有官兵向上级借的钱（临时急用，先提一个月薪水，最多借两个月薪水，这是我们的限制）全部还掉，不要他们再归还了，处理完后我才离开装甲兵，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这些积蓄全部用光。
“湖口兵变”后，赵志华被关起来，后来病死在监狱。
我很希望我能担任一任步兵研究发展训练指挥司令，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那时候是罗友伦将军当研发训练指挥司令，他是一位好长官，不过他终究是步兵出身，幸好他很开明，而且我与罗司令私交不错，所以我经常在谈话时灌输他有关装甲兵的观念，还想尽办法劝说罗司令的儿子罗文山到装甲兵来。罗文山很努力。
装甲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开始了整军备战的工作。
军制学（1）
我在检讨七十周年建军建校时，有一个重要发现，总理当年之所以要派父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就是因为父亲对军制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当朱执信先生过世后，总理说：“自从执信死后，介石是唯一的人。”父亲因为个性强才能贯彻始终，他对总理尽忠，但是总理有几次误会他，以为他和陈炯明吃味，父亲向总理表明：“您可以试试看用陈炯明，我可以走开，我不是来抢职务的。”一开始，父亲在陈炯明部队里当作战科长，他临走时，曾经一再提醒总理：“陈炯明必变。”事实证明，父亲的预料是没有错的。
父亲很注意军队的制度，他归纳为“管教养卫”。陆军的方式是一个阶层以作战为主，再高的一层则兼管作战与行政，如旅管作战，师兼管作战与行政，军只管作战，军团兼管作战与行政，像这样的体制，使一切都着眼于作战。有一句话叫：“军以战斗为主”，也有人翻译为“军以作战为主”。这两句话都是一样的，不过用“作战”二字较好。事实上，军队除了作战之外，也没有别的事。
谈到军制学时，有些是父亲的观念，有些是我的观念，到后来我们两人的观念已经无法确实分开，但是我不应该居功，即使是我先想到进而提出者，只要经过父亲再度思考并同意后，就应该视为父亲所提出的观念。所以，与其说这本访谈录是写我的一生，不如说是写父亲的一生，只是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由我口述写出。虽然是我的自传，但也变成了父亲的别传。
（一）使命与任务
知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的人不多，同样了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涵义的人也不多。“老总统”提出这句话之后，并没有交给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加以演绎出来，因此，始终没有任何下文。我总觉得这不是领袖的错误，而是高级幕僚的疏忽。
我从美军体制中，确实有了不少体会。美军不论是自己发现问题，或是接到上级的指示，甚至是下级的请求，只要产生一个任务，他们就会做一个mission analyze，我们翻译成任务分析。事实上，mission是使命，Task才是任务，如此翻译不知原因何在。父亲曾经讲过：“中国一般的干部只做两件事，一件是上级交办的，一件是下级请求的，自己只是一个转界站，从来不会自我产生一个mission（使命），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使命和任务的区别。
后来郝柏村当了参谋总长之后，将二者合并，称为任务，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尤其他没有请示过“老总统”，就擅自更改。“老总统”曾经清楚规定过，而且美制里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己产生的谓之mission，上级交办的谓之task，根据自己的基本使命，再加上临时的task，例如工兵、通信兵有其原有的使命之外，一旦遇到非打斗不可的状况，还是要打斗，这就是临时的task。所以根据一般的状况与基本的使命，而产生了临时的任务。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父亲一再强调，不可以只注意上级交代给下级的使命，自己也要产生使命。当时父亲讲了这篇训辞之后，情况好转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又慢慢“皮”掉了。
（二）责任制
从封建时代的帝王专制一直到现在，在上位者还是重视权威，闯了祸以后完全不负责任，结果变成由部下承担责任、长官专享功勋的情形。几千年来，在专制的体制之下，职责不明确，因此产生了父亲早年在大陆上所说的 “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情况。父亲讲这句话无非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制度，但是高级幕僚对于总裁统帅所说的话，却没有任何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分层负责的观念是对的，但是逐级授权似乎有实行上的困难，而且，过去的情形是长官有权、部下有责，这一点是说不通的，如果采用逐级授权的方式，一旦长官不愿意授权，情况就很难处理。因此父亲后来又提出一个问题：逐级授权应该如何做，多少人会愿意将自己权利往外分呢？另一方面，授权令尚未送达时，责任已经产生，所以应该在制度上明定权随责来，当接到责任时，权利自动产生。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与我谈论了个把月的时间。这些都是军制方面的事情，所以父亲非常谨慎，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找我一起讨论。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聪明才智，只是父亲提醒我之后，我会再去思考、组织，并且加以体会。当我想出一个点子之后，就向父亲汇报，父亲再以他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就这样，我们逐次地确立起国军的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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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学（2）
有一天，我拿了八个字到士林官邸去见父亲，他如获至宝。我说：“父亲说的‘逐级授权’是既不科学也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传令兵在半路死亡，或是迷了路，无法将授权书送达，即使有授权的事实也于事无补。另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权未授及，而责任已经开始的情形。”我跟父亲报告后，他完全同意。我跟父亲说：“权不是要等到授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我还以民国二十年将授印制改为受旗制为例向父亲说明，所以父亲决定取消原来的八个字，但是国军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情。这些决定在训辞里都有。新的八个字是“职责明确，权随责来”。“授”指的是授责，而不是授权，指派职务时，称为一般性的授责，也就是基本责任，在一般授责之下还有一个特定的授责，所以每一个职务都会产生一个责任，有了责任之后，权随责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不必再等授权，也无须再等命令。形成制度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遵守，所以父亲高兴得如获至宝。起先我们还有一点争执，正在争执时，佣人刚好倒了一杯茶进来，我就以茶为例向父亲说明：“父亲如果授权给我喝这一杯茶，我爱喝则喝之，不爱喝则可以不喝，至于何时喝，如何喝，甚至不喝，都由我自己决定，假如父亲说：‘你负责把这杯茶喝掉，现在就喝掉。’我就没有任何选择，但是你既然给我这个责任，又不给我这个权，我如何去喝呢？我不就变成动辄得咎了吗？所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
父亲那时候已经讲过一篇关于责任制度的训辞，责任制度就此开始。所谓责任制度包含了随责任一起来的权利，每个人的职责要在编制表上订定，凡是负何种责任的人，就有该种权利。责任制度是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观念，但是一般的长官都是爱权利不爱责任，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后来父亲在几次演讲中，都特别强调责任制度，最后就产生了行政三联制。实施行政三联制之后，就有计划地执行考核。这点在父亲的思想上非常重要，可惜在建军建制时，我们的高级干部未能完全了解，所以在推行时没有认真执行。直到民国六十四年，父亲过世前，还命令人事行政局颁布一份训辞《人事考核要领》———对于责任制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有关责任制度，父亲曾经提出六字要诀，也就是职、责、学、术、绩、效，在《人事考核要领》训辞中也有明确的披露。有何种职务，就产生何种责任，要完成责任，就必须具备学问，不仅是学问，还包括技术，最后检查成绩，看看有何效果。父亲说：“同样一件事情，第一、甲做好了，乙也做好了，成绩相同，但是效果不同；第二、甲乙都做得很好，但是甲面面俱到，乙却把人得罪光了，下一次连做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父亲举这两个例子非常好，可以充分说明六字要诀。讲责任制度，六字要诀是非常重要的。而父亲从六字要诀中又产生出另一句至理名言———“凡任指参者，必先学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凡任长僚者，必先习得大两个范围的工作学能）。”
（三）无形战力与有形战力
父亲曾经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无形战力有三，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父亲毕竟是经过多年历练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具有理哲思维，所以能够提出这个重要观念，我觉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就在于长官有没有理智，他的思维理哲如果是科学的，这个长官就是好长官，没有什么危险性，就算是错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处。父亲从来没有下过一个专横的命令，就是因为他具有思维理哲。他同时也要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