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 同上，页85。＇。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 《北京志 劳动志》，页45。＇。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6。＇。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 《湖南省志 综合经济志 劳动》，页68。＇。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 顾洪章等，同上；刘小萌，前引，页275…284，尤其是第279…281页上的表5…2，清楚地显示了省一级负责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极端繁复。＇。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 《安源县知青志》，页4…6。＇，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 据河北省电台广播，1970年10月30日，刊于SWB，1970年12月12日。＇，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 新华社讯，1969年6月26日，刊于SWB，1969年7月15日。＇。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 除了那些归地区、县或市监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371。＇。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1…92，及刘小萌，前引，页284…287。＇。
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93。＇。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见本书，页4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1…102。＇。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同上。＇。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同上，页104。＇。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Z。W。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M。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 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 前引，页104），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页197）。＇。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 。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 与MXY的对谈。＇。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贵州省志 劳动志》，页68；刘小萌，前引，页387。＇。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6。＇。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 J。 Unger，前引，页33、154。＇。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思想的祖师爷，毛提出的政策与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同上，页189。＇。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日，毛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同上，页113…114；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5。＇。由于文化革命，这项规定4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年总共是19万）＇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6。＇，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 其实，当时似乎有一条“内部”规定：65％的“农民”大学生名额是预留给知青的（与C。 H。 G。的对谈，1987年9月19日）。Suzanne Pepper也指出那个时期的一大部分大学生是知青，见Suzanne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刊于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871。＇。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 多次访问记录。J。 Unger； ？China 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III（2）； 1979年夏，页86。必须指出，因家庭理由回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一份工作。厦门年青女诗人舒婷，因是独女，于1972年返城，但直至1975年方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待业期间，她只能靠着做些临时工作维生（与舒婷的对话，1985年7月7日；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页285）。＇。1973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1万人从1968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9…110。文件全文收录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84…86。＇。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 T。 Bernstein； 前引，页106…108，及S。 P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