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rui & Zhao Lükuan的两篇文章。＇。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 ，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71。＇。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 见本书，页397…400。＇。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页130…131；《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97。据沈阳市劳动局的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招农民来打工的，因为正式工人把主要的劳动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了。但一定得有人干活儿才能完成生产定额。2000年8月11日与范先生的访问对谈。＇。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年第3期，页7…38。＇。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在我们的许多访谈中，研究就业及老知青问题的中国专家们都肯定了这一点。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一名干部靠文化革命发了迹，就在1970…1971年间把自己在乡下的农民亲戚都招进城市打工，其他干部鉴于此例，也都纷纷照做不误；见徐明绪，〈调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页198。＇。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 关于农民迁移进城一事，我们访问过的老知青中没有一位觉察到，Parish & Whyte的访问对象也没有发觉；见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页21。＇。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M。 Blecher； ？Peasant Labo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11（8）； 1983年，页734。＇。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 J。 P。 Emerson；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1980？；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53。＇。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 M。 Blecher； 前引，页734…735。＇。“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 《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5…211。＇。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 Blecher在他作实地研究的县城，很少“临时”工人真的回到乡下去。见Blecher； 前引，页733。＇。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 见本章注释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 1986年6月23日与冯兰瑞的对谈，以及1985年8月21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员的谈话。＇。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作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2月10日，页885…886。＇。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同上；《吉林劳动志，1991》，页72。＇。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41。见本书，页142…143。＇。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经济的大管家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
招农民进城打工因而是可以符合意识形态及经济这两种互补的动机。早在文化革命前，1958年就制订了亦工亦农政策，在64…66年间还特别加以推广，在这个问题上，毛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大管家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 这种制度不过是雇用农民临时工的方式之一；见本章注释73。关于1950年代这种招工方法，见前引C。 Howe； 有关1960年代的情况，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Current Scene； VI（5）； 1968年3月15日；见J。 W。 Lewis； ？merc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gshan？； 刊于J。 W。 Lewis主编的The City in munist China； 页162…165。＇。把农民招进城镇工厂干个三五七年，或者根据季节来安排，其实是很合算的。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因为农民比固定工便宜（报刊甚至报道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因为辞退了固定工，而让农民来顶替，为国家省了钱，之后还列出详细的金额数量）＇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5。＇；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策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Essai d un nouveau système de travail？； Pékin Information； 1966年1月4…24日，页29。＇，所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完全命中了毛的实际消除社会分工的宏愿。他的旨意曾在66年的五七指示里表达过，后来在66年8月1日把全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里又一再重复＇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一版。＇。
文革期间，那些亲毛派，尤其是江青，一时间利用了临时工对不能享受固定工同样的权利而抱有的不满情绪，把决定政策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共识似乎很快就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向临时工造反派们宣布，将来“根据中国形势”，政策还会继续执行。后来在军事镇压中那些毛派分子也不再理会他们了＇ 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7…17。＇。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种共识贯穿整个70年代，在准许农民转迁户口上的意见不合，只不过是空想家与大管家之间取得默契过程中的暂短波折。1976年，就有人企图去论证应当招聘年轻农民进城而不是知青，这揭示了那种共识是不稳固的，实际上存在着一股政治力量，为了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鼓吹城乡劳动力大交流。这么看来，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1955…1966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70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以上有关政府在文革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