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页187。＇。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 《支农红旗》1967年第3期，页3。＇。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 《支农红旗》由一些19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始末》，页76。＇。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解放日报》1964年2月27日，刊于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年9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 ，会给国家增加负担”＇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382…383。＇，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上，页393。＇。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 M。 Meisner； 前引，页65…75。＇。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得已处于无业状态的人们，其实这个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产性”的城市的强烈愿望，要将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到尽可能的低。＇。
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 N。 Lardy & K。 Lieberthal； Chen Yun s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p。 XXIX…XXXI。＇。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 新华社讯，1962年4月16日，刊于Hsinhua News Bulletin； 1962年4月16日。＇。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 同上。＇，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 ＇。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 ＇。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文汇报》1968年12月23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 《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二期，页53。＇。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 ＇。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支农红旗》，1967年第三期，页3。＇。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 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 T。 Bernstein，前引，页39…40。＇。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 T。 Scharping，前引，页421。＇。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T。 Bernstein，前引，页297…298。＇。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 见本书，页397。＇。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 过去已经揭发出四人帮对在农民中招工采取放纵的态度，因而造成双向移民（农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农村）的荒谬局面，但一直没有任何准确的数字；见《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江西广播电台，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从1979年起，招农民进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须严厉禁止，这样才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17日，第一版。＇。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 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号，页25；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2年第一期，页126；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 emploi et les salaires？； 刊于于光远编辑的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第二卷，页202；《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43；Zeng Qixian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中的言论，辑录于L。 Orleans； ？China 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80。＇。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 见图表2，本书，页192。＇。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38。＇，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见本章前注59，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的两篇文章。＇。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