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期间，傅司令就说只带一个小秀才，原来就是你啊！从那以后，我对万政委就感到特别亲切。（见附图：万傅在机场）第二天，我就随傅司令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上班，我与原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的刘秘书在一间办公室。当办公室瞿主任领我到办公桌前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办公桌上铺满的文件有半米高。整理文件，成为我秘书生涯的第一件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一周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傅司令的讲话，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中帮傅司令提炼出这样一篇重要讲话。现在想想都后怕，军区有写作班子，但自己不知道高层机关的操作程序，吃了不少苦，1米76的个头体重只有55公斤，但确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当时还与傅司令同住招待所，真正实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要搞自己的研究只能利用车上、枕上、厕上来思考，会上、晚睡早起和休假等业余空闲时间写作。
当我写出22万字的《信息战》初稿时，最大的难题还是出版。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解放军报社的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老师。当我的《信息战》遇到出版困难时，望着塞在抽屉里的手稿沮丧时，我想到了曾光军。他建议我将主要观点抽出来，先写一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他负责的“学军事”版上登一下，为此，我们通过很多封信，经历了半年多，他非常惋惜地通知我，李炳彦编好的稿还是被“枪毙”了，原因是一些领导说，“初看还可以，但越推敲越没有把握”。当时我很沮丧，现在想想非常能理解，毕竟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
后来，我又去信，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是一种创新理论，军报应该报道。曾光军与李炳彦商量后，决定特例为我这个小人物作了高规格的报道。1987年4月17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上，一则《沈伟光著文论述——<；信息战的崛起>；》的新闻稿发表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则关于信息战的信息，全文如下：
83016部队沈伟光在近期撰写的长篇论文《信息战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将是未来维持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资源更重要。当“信息革命”的浪潮不断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时，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由此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文中以大量论据，阐述了信息战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作者把信息战作为一个战争概念，将信息战从形态、时态、规模、范围和内容上来划分，认为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就形态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二是就时态而言，有“永久性”和“暂时性”两种；三是从规模上说，可分为“无限性”和“有限性”；四是从范围上讲，有着“广阔性”和“区域性”；五是从内容上说，可分为“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两种。
作者认为，信息战的崛起，将使得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军人素质和指挥手段都会有崭新的变化。比如：先进武器威慑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小型化和分散化将是武装集团的组合形式；信息将取代人而充斥于未来战场；“智力型”是军人素质的主要特征。
文章还指出，信息战的崛起，是我们思考国防发展战略问题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现在紧迫的是：更新观念，把人们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战的轨道上来；开发军事软科学，为赢得信息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则报道更加剧我出版《信息战》的欲望。一天，我突然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杨旭华副社长的来信，向我索要书稿。这个过程很兴奋，但结局还是一样。1989年1月10日我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铅印退稿信，只有姓名和年月日是填写的。编辑们填退稿信像开发票似的，这样的信我收到过很多，很平静，只是时间又耽误了两年。杨旭华将军也是我军较早关注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学者，所以他对我的学术观点有同感，他曾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后调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我与杨旭华将军通过几封信，直到1998年我到兰州军区讲学时才见过他，是他主动报了大名我才对上号的，演讲后的那天中午他还特意请我吃了顿饭。我们彼此没有谈起这本书的话题，我很清楚，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困窘。
直到1989年的夏天，事情才有了转机。
有一天，我姐姐的朋友的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着一个很俄罗斯化的名字，叫龙彼德，当时他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社任主编。因为我经常为他誊写诗稿，有时还他的诗写些评论，还因为我住在岳父家所处的开化路，与他单位省文联所处的龙游路仅几百米，所以龙彼德常到我的住处来。那天我刚从部队回杭州休假，他便来看望我，趋我倒茶的功夫，他拿起我堆在字纸篓上的几部书稿翻了起来。说心理话，我最想他看中的是另外几部文学作品，多么希望能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但他却偏偏看中了《信息战》，大加赞赏。这可能就是命运或天意的安排，不管龙彼德老师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许是一种提携和鼓励？或许是对于我为他誊写大量诗稿的小谢？他把这本书推荐给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刘洁编辑。
刘洁是内蒙人，说着一口好听的北方话，当时已在练密宗功了，她看完书稿后来信让我去谈一次，于是我请假专程从宣兴回杭州拜访她。她说，这是一本好书，以后一定会因此成功的，出版社决定出本版书。我听了很激动，经过几年的折腾深知出书的艰难，别说出本版书了，即使协作出版我也已下定决心了。那几年，出版社为了搞活经济，开始搞协作出版，也就是卖书号。龙彼德也是让我做好协作出版的准备，10万字2000元，我这本书至少要4000元书号费，加上印刷作制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筹这笔钱，甚至向我岳父还借了几千元。听到刘洁的说法，我终于松了口气，出一本书要我花去我几年的工资。接下来，经过刘洁大姐半年多的编辑，《信息战》终于在1990年3月出版了。（信息战封面）刘洁还写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仍很另类的《编者的话》，给予高度的评价：
信息对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历史必将把信息战推上世界舞台，但迄今未见此类中外著述。《信息战》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是一部研究21世纪战争，溶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具有独创性权威性的军事未来学著作。作者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概念：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工厂，信息宪兵部队，信息化军队，打仗、回家去，等等。确实是我们思考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问题的重要内容。值得一切热衷于未来研究、战略研究、国防研究和关心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的人士阅读，亦是现代人洞察并立足于“信息社会”的“窗口”和“拐杖”。作者正值“而立之年”，凭借其满腔的激情、十多年潜心钻研军事理论的功底、占有大量最新资料，写出了这部“军界的第三次浪潮”，实在难能可贵！正如作者所说：“罗罗嗉嗦20万言，仅仅为提出‘信息战’三个字作铺垫，旨在为创立一门信息战学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笔者将感到十分欣慰。”的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危险的，前途叵测，生死未卜，但也因此更加可敬可佩。鉴此，我们将《信息战》奉献给读者，让大家共同来裁定吧！
1990年月，我收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寄来的4000元稿费，这是我30年人生中第一笔最大的稿费。（信息战稿费单）我记得，这些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人了，定价3．5元书买了1000本，只要报刊上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我都寄给他们，至今我还保留着送书的名单。（送书的名单）我也收到过一些回信，除了感谢和鼓励的话，大多感到莫名奇妙：为什么要寄书给他们？为什么？就是为将“信息战”三个定家喻户晓！前几年信息战热，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再次从新编辑出版了《信息战》，但许多人仍索要甚至想收藏第一版《信息战》，但我自己也没有多余的。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说到这个话题时，在座在胡丰传老师说，我那儿还有几本。第二天，我到胡丰传老师家中要回三来书。他笑着说，当时我送给他十几本，请他转送朋友，还剩这几本。胡丰传老师曾经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秘书长，是一位诗人，在他有限的书架上让我的小书占据了十多年，而且依然簇新整洁，实在令我感动。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许多位助我成功的前辈、师长和朋友，这是我的福气，我终身不会忘记他们，永远感谢他们！
写作是爱
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谨的工作，一篇文章不能缺一句话，掉一个字，否则就会词不达意、文不成章了。搞战略研究，有时比搞自然科学研究更要严谨。自然科学研究发生偏差无非是研究本身的失败，而战略研究发生偏差，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几个世纪。胡适先生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有一定哲理的。但是，再大胆的想像，也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只能是一个幻想罢了。尤其是搞未来研究、战略研究，不可测的事物、不确定的因素、令人虚幻的东西太多了，需要选好角度和高度，更需要有严谨细致的作风。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必须要扎扎实实、逐字逐句地耕耘，需要坚强的毅力。这种毅力的动力来源两个方面，一是被动的，为了一种目的，把写作当成职业了；二是自发的热忱，我比较欣赏的话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主题，和平的对立面就是战争，要和平就要遏制战争，而军事战略研究又是战争理论“金字塔”的塔尖，凭个人力量和业余“打造”，很难有人能够锻铸出好钢的。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彷徨过，徘徊过，也退缩过，实现追求的途径有万千条，我却走了一条最寂寞、最艰难、风险最大的不归路，缘由对写作、对和平的热爱！
一个人的“悟”性对提高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做学问要不耻下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凭我个人经验来看，任何问题还是在脑袋里多停留些时间为好！养成揣摸、顿悟的习惯，这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非常有益。小时候你提的问题别人还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年长了、到一定层次后你提的问题别人多数回答不了了。怎么办？只要你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在未知世界的神秘王国里自由遨翔。
如果说我一度对写作、对研究始于热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兴趣式的写作和研究，而战争经历使我的写作和研究增添更多的理性，写作和研究的目标也日益明晰，即从赢得战争到遏制战争，进而设计文明战争、理想战争，追求和平因素增长点。
搞战略研究，需要具有战略意识，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实践和学习中得来的。现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经验解决问题是不能了，也没有必要。知识爆炸，信息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渠道非常多，间接的经验甚至比直接的经验更权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实践、越来越难以得到的直接经验，显得更为重要、尤为珍贵。15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对军队、对战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性认识。地方工作的阅历，对自己很快适应非军事工作、掌握社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扩大、提高思考问题的领域和层次，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和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敏锐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
战略决策权固然握在最高决策人手中，然而，培养战略意识，开展战略研究，决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其实，研究战略问题同研究战术问题花的功夫是一样的，关键是一个高度。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对一般人说的，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应该脑袋就是脑袋，不要受职务的限制，把思维提升到需要研究的层次上。要具有战略头脑，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经常讲，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比喻看问题的需要有高度。然而这很难，当我们乘飞机从1万米高空往下看，除了云还是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战略头脑，首先需要培养战略意识，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