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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五十 34．泰兴的老殷
殷善潮，一直声称自己是江苏扬州人氏，也就是当时的总书记的家乡人，其实真正的家乡是在江北的泰兴，随着我们公司的业务大增，一些江苏工人先后到我公司从事金属结构加工，他就是最早的一批。后来给我厂跑业务，常去的地方有湖北的枣阳，河南的确山，湖南的石门，贵州的遵义，还有一些大型工地。虽然属于经营办的管辖，他和我厂自己的销售人员却不同，出差费不报，也不领工资，他只是根据所接的业务金额提取业务费，是一个编外的人员。
他是个高高大大的男子，虎背熊腰，魁梧极了，很讲究仪表，衣服永远是整洁，干净的，见人一脸笑，操着一口带着浓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很乐观，也很诙谐的，能与人迅速的打成一片，笑嘻嘻的，几乎天天骑着他那辆自行车往返于珍珠路与沙河之间，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一个棕色的手提包，还有一杯茶。
是他首创了我的“老五”的绰号，本来是一种小范围的亲昵的称呼，不想越传越广，慢慢的，全厂上下都叫开了，甚至传到我所有的朋友的耳里，“老五”的意思是说我在家里的地位只能排行老五，父亲第一，母亲第二，儿子第三，妻子第四，我第五了。说完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他与继华是朋友，与我自然也就是朋友了。他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相处得相当融洽。慢慢的，他也就和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都变得熟悉起来。遇上我家有事，酒席宴上总少不了他那庞大的身影，能喝酒，有些酒席宴上正是有了他的介入才显得热闹和红火。我每次进沙河公司总部，中午打过下班铃，就从二楼继续上楼，大多都是在他那位于厂部大楼四楼的宿舍里吃饭。他有一手好厨艺，亲手烧得那些扬州菜好吃极了，甜甜的，或脆或烂，就是到了今天，回忆起来还余香犹存。
但我们的关系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谈及的内容只限于厂里的公事。尤其是我对公司的前途有些心灰意冷以后，几乎天天躲在家里，连班都不去上，就也逐渐与他疏远了。九十年代末，公司已经到了关门倒闭的最后关头，他在一次骑车从沙河外出的路上，就在夜明珠附近，突遇车祸身亡，据说他刚开始还是清醒的，还能说出公司里的电话和要找的人，可惜不是我。
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望着缕缕青烟从火葬场的烟筒里飘出，我真想问问他：“你当时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天命五十 35．股友
就在公司因为内忧外患逐渐走向衰亡，竹器厂就要用光最后的一堆原材料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远离工厂了，刚开始的时候躲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书，帮着妻子做些杂事，后来逐渐就对股票产生了兴趣。我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开始投身股海的，当时小心翼翼，却也信心十足，想着自己用心做功课，应该有所斩获，谁知却一败涂地。
我进入的时候，正是股市“日日深发展，天天窜（川）长虹”的火热年代，每天早上爬起来就听股市综述，然后到云集路的证券部（就在现在的星座大厦，开始叫建行证券，后来改为国泰君安证券）消磨时间，抬起头，望着显示屏翻来覆去，变化无常，开始是长条椅，以后换为塑料靠椅，一坐一上午，中午回家吃饭，午睡，下午看电视里转播的行情，学习的技术指标一大堆，还有股市笔记，后市自我评判。
在这期间，我弟弟以前的一个同学一迅和我们公司的同事小陈曾在2000点上方，也就是散户大厅人满为患，股民们兴奋不已的时候先后进入过股市以外，还有练兄也坚持不懈来过几年以外，其余的都在股市下跌的时候纷纷离开了。真正与我在股市里一直并肩战斗过的除了消失的小朱，也就是原来在铁合金厂工作过的小王，我的家门，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到底是哪三个字。
我们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都是一样的骨瘦如柴，都是一样的自信，一样的高谈阔论，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样的指点江山。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喜欢看技术指标，都喜欢短线进出，有了利润舍不得离开，梦想在望，等到套的死死的才慌忙斩仓，虽然一时痛快，年底算账，却都是亏损累累。
他原来是个供销员，很勤快，见多识广，从铁合金厂下岗以来，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是他做主，将新街的机关幼儿园分的那间小房租了出去，自己搬回父亲所在的市政府大院里住，他父亲曾经是市行管局的职员，去世后，他就负责照顾母亲，每天早上总是提着大包小袋的蔬菜，鱼，肉，鸡，还有佐料来到营业大厅。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都是交流对股市的看法和大盘走向的趋势。天天早上见面，一人一支烟，一起谈古（股）论今（经），一起吞云吐雾，却沮丧的发现自己的帐上的资金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我们到股市去的时间也已经越来越稀少，偶尔碰面，望着股指义无反顾的一个劲的向下滑落，也是一脸苦笑，无可奈何春去也。
天命五十 36．第一个家
我的第一个家应该是在宜昌市法院（当然指的是原来在中书街的那一处，后来法院搬到了环城东路，再后来才搬到发展大道）后院左侧的一排平房里，如今那一切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连我们家的具体位置都是我的一位曾经的朋友强林的母亲给我指认的，当然，那个时候，他妈还在，法院还在，我也还在。
在我的记忆里，我只是依稀的记得那高不可攀的笔直的树梢，还有那长满青苔的厚实的保坎。当然还有那温暖的家。我的少年是幸运的，父亲年纪轻轻的就已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了，母亲则在几乎相距不远的公安局工作，我是长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只是那个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不深，我大概很少在白天有时间与父母见面，那时三反五反，镇压**，运动一大堆，忙的脚不沾地。他们一定都是在我入睡以后才回来，“你妈妈还抱抱你。”外婆对我说：“你爸爸看你一眼就睡觉去了。”所以，在我深远的记忆中，我只有外婆的印象，那时，她老人家从沙洋老家赶来照顾我。
一九五四年的洪水一直淹到了法院前的那些青石板的台阶下，那年的鱼真多，据说“活鲜鱼”的叫法就是那年沿街叫卖的商贩喊出来的。不知当年那些亲切的叫我“毛子”小名的老人们如今还有多少健在？
天命五十 37．五中的记忆
我的几乎所有美好的儿时的记忆几乎全在五中那座校园里。我的家位于五中靠南湖（也就是现在青少年宫的位置）一侧的一排不高的平房里，门前有不大的场坝，在前面有一排高大的保坎，保坎上就是一栋很陈旧的两层楼，是教室和实验室，再就是宽大的大操场；屋后则是男女厕所，那时厕所的隔板是木制的，木板上刷着白漆；左边是竖立着高烟囱的食堂，左边则是几间不知干什么用的小房。
当时，父亲因为被判定是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罢官免职，押往东山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这里。当时的派系斗争还是很仁慈的，至少保留了我母亲的党籍，母亲就调入教育系统来了，当的是校长，就分到一个单间，这就是我们母子三人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兄弟俩的安乐窝。
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一个洗脸架，几把椅子，还有钉在床尾墙上的小书架，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对当时那间小房的陈设依然记忆犹新。我很小就喜欢看书，书架就是我的所爱，那里面有装裱得很精致的志愿军英雄集，有大部头的《红旗飘飘》，还有一期《中国青年》内页上刊登的歌曲是《十送红军》。当时我不会唱，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细节印象如此之深。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弟弟都长的骨瘦如柴，被高高大大，嘴里镶着金牙的丁老师戏称为“丝瓜”，“缸豆”。但就是这样的丝瓜却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乏的时候，感到了精神生活的极其充实。
那是我最快活，最无拘无束的幸福时光，因为有专门的文章纪念那段难忘的生活，就不用在这里赘言了。
天命五十 38．温暖的小木屋
南正下街一直都没有显赫过，前面有大名鼎鼎的南正街，后面有万商云集的环城南路，南正下街不过就是一条极普通的小街。在中段还曾经有过一条七拐八弯的小巷，走不多久就有一栋两层楼的破旧木屋。那里是个贫民窟，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从楼下横七竖八的柴灶之间穿过，顺着狭窄而昏暗的楼梯上楼，一直走到头，有一个单间，里面不过就是一张双人床，几口木箱，一个小饭桌而已。我很高兴的喘着气，推开薄薄的房门，取下书包，叫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那是我们的新家，也是我们自从和父亲分开以后重新拥有的一个新家。那个时候，父亲刚刚结束了在东山上的劳动改造，拖着一条伤腿回到了城区，虽说还没平反，但强加的一些不实之词已经澄清，也不过就是时来运转了。父亲正在等待重新分配，得有一个安身之处，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新家。
那个温暖的小木屋留给我一些像电影蒙太奇般的印象深刻的回忆。铁锅里冒着热腾腾的水蒸气，玉米面的小窝头已经快蒸好了，小饭桌上还有一盘大头菜；那年的中秋，父亲咬咬牙，买了好大一个月饼，一家四口分而食之，月光从窗外透进来，其乐融融；隔壁房里住有一个老大爷，咳得很厉害，会拉那种很凄凉的胡琴，就在我们不经意之时，他又拉了起来，咿咿呀呀的，他还会唱，嗓音嘶哑的，似乎总是那首：“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几十年过去，每当我从这里经过，嘶哑苍老的歌声似乎又在耳边缭绕，就像那些变形的胶木唱片，唱针在上面起伏，声音也在上面起伏。
天命五十 39．小巷里的旧房
我的曾经拥有过的第四个家的具体位置我都记不清了，住了多久更是回忆不起来了，除了记得就在仁寿路，记得是一个小小的单间以外，其余的就没有一点印象了。
多年以后，为了写这些回忆录，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那条仁寿路上徘徊，打量着那些已经破损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屋，打量着那些狭窄、潮湿的小巷，也打量着那些东倒西歪的老树，却怎么也无法寻找到一点印象。甚至也不知道曾经存在过的这个家是在南正下街以前，还是在那以后。
如今想起来，那大概也是在父亲刚刚重新恢复工作之初的那段时间吧。父亲在市府工作，住在南正上街离市政府毕竟有些远，再加上离母亲上班的五中也太远的缘故，就只好在这里简单的找一间房，做一种过渡。我大概还是因为当时少不经事，要不然，为什么记忆如此淡薄呢？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春天已经不远了。
天命五十 40．家在解放路
无论怎么说，这些年解放路的变化是巨大的，以前这条街上的老建筑基本上已荡然无存，甚至把最有纪念意义的那座原来的老《宜昌报》社的大楼也推倒重来了，历史消亡了，故事也消亡了。
就在解放路与云集路交汇处，也就是现在解放电影院前面，很早以前还没有现在这样贯通的云集路下段，而是横着一栋三层楼的红卫商店，那时的规模可是全市第一。旁边有条小巷，巷口有个卖瓜子的小商贩，他在门口架的布伞上有一盏路灯，晚上还是挺亮的，小贩的旁边有一栋方方正正的两层的砖楼，楼下是服装厂的门市部，当时很有名，拐过去，楼下有扇小门，顺着窄窄的楼梯走上去，就是我们的家。
那还是一个单间，但房间很大，足有二三十平米，天花板高高的，有些苏式的建筑感，有着大大的玻璃窗，解放路行道树的树梢就在窗外摇曳。阳光经常不邀自来的缓缓踱入我家，光明的，灿烂的。家里的陈设还是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小饭桌，一个竹书架，不过就是多了几口极普通的木箱。我对这个家的印象还是不太深，留下记忆的就是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厌其烦地给我和弟弟念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智取华山》，那是一部描写解放军攻克华山的英雄故事，直到如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父亲那张眉飞色舞的激动的脸，以及那绘声绘色的语气，而这样的情景对于在我们面前一向严肃，有些近乎刻板的父亲来说，简直就是奇迹，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那时的宜昌城区只不过是个山区与平原过渡之间的繁华的小集镇，我早已上学了，先是在中心小学（也就是后来的红星路小学），再就是学院街小学（不是现在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