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为了消磨时间，他用了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在里面游览了一番，其中有一半时间花在了底层的民权运动展室。他向纪念品柜台的售货员打听哪里能容他睡上一觉和吃顿早餐，那女售货员建议他去距这里一英里处的米尔萨普斯…布伊旅馆。他找到了那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恰好订到了最后一间空房。这家旅馆内是一水儿的仿古家具和装饰，里面的调酒男仆给他调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饮料，他拿着酒回到了自己的房问。
第39章
奥伯恩之家上午八点开始营业。一个穿着劣等制服、精神不振的警卫打开了车道对面的大门。亚当是第一个进到停车场的人，他在车里等了十分钟后才见到第二辆车停在附近。他认出车里的女士是两周前在莉的办公室见过面的那位顾问。当她下了车向一扇旁门走过去时，他在便道上拦住了她。“对不起，”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我叫亚当·霍尔，是莉的侄子，很抱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位女士一手提着只旧公文包，另一只手拎着一只褐色的午餐袋。她笑笑说：“我叫乔伊丝·科布。我想起来了，莉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本指望你会了解一些情况，你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从星期二开始。”
“星期二？自从上周六我就失去了同她的联系，你在周二和她谈过话吗？”
“她来过电话，但不是我接的，那天的报纸登出了她酒后开车的事。”
“她在哪儿？”
“她没说。她要找主管讲话，说是要出去一段时间，去找人帮忙，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根本没讲要去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病人呢？”
“由我们替他照看。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还能对付。”
“莉不大可能会忘了那些女孩子。你认为这个星期她有可能给她们来电话吗？”
“是这样，亚当，那些姑娘们大多没有电话，明白吗？莉也肯定不会到她们住的贫民住宅里面去。我们一直在照看着她的姑娘们，就我所知她们还一直没有和她通过话。”
亚当退后一步，眼睛望着大门口的方向。“是的，我要找到她，她太让人担心了。”
“她不会有事的。以前也曾出过这类事，但最终什么事都没有。”乔伊丝突然急着要进去。“如果我听到什么消息会通知你的。”
“谢谢，我就住在她家里。”
“我知道。”
亚当谢过她后开车离开了。九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埋头于文件堆里了。
在一间挤满了警卫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屋子里，纽金特上校坐在前排一张长桌的一端。桌子放置在一个高出地面约有十二英寸的简易阳台上，桌后墙上挂着块大黑板，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折叠椅。在他右手沿桌子摆放的一排椅子上空无一人，坐在折叠椅上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可以看到坐在纽金特左手那些要人们的面部。在那里就座的有来自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莫里斯·亨利，他的面前摆着厚厚的答辩状，最尽头坐着担任记录的卢卡斯·曼，亨利身旁坐着两名监狱主管的助理，卢卡斯的旁边坐着州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纽金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然后开始了他那婆婆妈妈的动员讲话，他是看着讲话提纲向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发表这番议论的。“今天是八月二日，到今天上午为止，各法院均已排除了缓期执行的可能，执行死刑已成定局。我们要按预定计划开始准备工作，执行时间为下周三午夜过一分，我们还有四个整天的准备时间，我决心要使这项任务得到顺利执行，不出一点纰漏。
“该犯目前至少还有三份诉状和申诉在各法院审理，其前景如何当然谁也无法预料。我们时刻在与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保持着联系，实际上，莫里斯·亨利先生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他认为此案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卢卡斯·曼先生也有同感。缓期执行的事仍然随时有可能发生，但看来希望不是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该犯还可能会要求州长召开赦免听证会，但是坦率地讲，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从现在起直到下周三，我们要时刻处于戒备状态。”
纽金特的声音清晰洪亮，眼下他已成了这里的主宰，显然是在尽情地享受着个中的乐趣。他看了一眼提纲接着说下去：“毒气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里面的设施已很陈旧，而且有两年的时间未曾动用，所以一定要格外注意。生产厂家派的代表今天上午就到，并于今天白天和晚上进行测试。本周末我们将要进行一次全面演练，也可能会在星期天进行，当然是在没有收到缓期执行通知的情况下。我这里已有一些行刑队志愿者名单，今天下午就能最后确认下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新闻媒介提出来的种种要求，他们想采访凯霍尔先生以及他的律师，还想采访我们的律师和典狱长、警卫、其他死刑犯或是行刑人，直至所有的人。他们要求旁观死刑执行情况，还要求拍摄犯人的囚室和执行死刑的毒气室。虽说这些都不过是新闻界的无聊之举，但我们必须妥善处理。除了事先经过我的同意，谁也不得私下与新闻界的任何人进行接触，本监狱的所有员工都要执行，无一例外。那些新闻记者大多不是本地人，他们惯以把我们描绘成乡巴佬取乐，所以大家不要理睬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在我认为必要时会发表适当的讲话，对那些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都是些贪得无厌之徒。
“估计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来自监狱外面的麻烦，第一批三K党徒已在十分钟前到达监狱的门外，他们已被安排到高速公路与监狱行政办公室楼之间那片指定用作示威场地的空地上。听说其他类似组织不久也会赶到，看样子他们是准备一直闹到这件事结束为止，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示威是他们的权力，但绝不允许出现骚乱。虽说在以前四次执行死刑时我本人并不在场，但我知道某些支持死刑的组织一般也会来的，而且会引起很大的动乱。我们计划将这两类组织分隔开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纽金特按捺不住，竟在桌子一端站起身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仔细看了看讲话提纲。
“由于凯霍尔先生臭名昭著，所以此次死刑不同以往，它会引起很多的注意，还会招来许多新闻记者以及许多其他的好事者。大家自始至终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不允许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违规的情况发生。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凯霍尔先生和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尊重，对毒气室和死刑本身不得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在这方面我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还有问题吗？”
纽金特自鸣得意地审视着整个房问。该说的他都说到了，不会有问题的。“好吧，上午九点我们再开一次会。”说完他宣布散会，不一会儿便人去屋空。
加纳·古德曼在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离开办公室正要去上课时找到了他，两人站在走廊里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的敬佩之情，一时间竟把上课的事忘到了脑后。教授拜读过加纳·古德曼的所有著作，而加纳·古德曼也看过教授最近发表的一些谴责死刑的论文。谈话很快转向棘手的凯霍尔一案，他们着重谈了古德曼在周末急需一些靠得住的法律系学生帮他完成一项快速研究计划的事，格拉斯同意给予协助，两人商定一会儿共进午餐时再细谈。
加纳·古德曼在距密西西比州立法律大学三个街区以外找到了南部极刑监理会，它的几间办公室都非常拥挤狭窄，这是这个设在“死亡带”南方各州的准官方机构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该社团的负责人是个名叫赫兹·克里的黑人青年，是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他放弃了大公司的优厚待遇，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废除死刑的事业，加纳·古德曼以前在开会时曾见过他两次。人们通常称这个组织为克里监理会，虽说它并不直接代理每一位在死狱的犯人，但它的确负有对每一件死刑案进行监督的责任。赫兹·克里只有三十一岁，但人显得很老成，从他的满头灰发就能看出监舍里那四十七名死刑犯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门厅里那张秘书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小小的日程表，有人在表的上部印了一行字——死囚生日。每人除了一张卡片外一无所有，他们的预算很紧张，就连这些卡片通常也是用工作人员口袋里的零花钱购置的。
克里的手下有两名律师，专职秘书只有一人，来自法学院的一些学生每周来这里义务工作几个小时。
加纳·古德曼和赫兹·克里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下周二的活动进行了计划——克里本人将去密西西州高级法院的书记官办公室安营扎寨，加纳·古德曼坐镇州长办公室，约翰·布莱恩·格拉斯进驻设在杰克逊市联邦法院的第五巡回法院办公室，古德曼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前助手现在华盛顿工作，他已经同意负责在死刑书记官的办公室等候消息，亚当留在死牢陪伴当事人并对最后的一些事宜进行协调。
克里同意在周末参加古德曼的市场分析计划。
古德曼在十一点钟回到了州议会大厦的州长办公室，并向拉雷莫尔律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死刑听证会的书面请求。州长近日很忙，不在办公室，拉雷莫尔午饭后要去见他。古德曼留下了他在米尔萨普斯…布伊饭店的电话，并说他会定期打电话来。
然后他驱车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摆满了租来的全套办公家俱，当然是用现金支付的，租期为两个月。那些折叠椅是一个教堂联谊会大厅多余出来的，椅子下面印有该教堂的标志，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还留有日常用餐和婚礼招待会的饭渍痕迹。
古德曼非常欣赏他的这个匆忙布置起来的小窝。他坐下来，用一只新的蜂窝电话分别要通了他远在芝加哥的秘书和在孟菲斯的亚当，以及他在家中的妻子和州长热线电话。
至周四下午四时，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仍未驳回有关萨姆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此时距亚当提出该申诉的时间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他强忍着心头的烦躁给法院书记官打了个电话，他已经懒得再做那个多余的解释，什么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答复，请多关照之类。对法院是否会考虑这一申诉的价值他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法院之所以如此拖沓，其目的是要延缓他及时向联邦法院申诉。他觉得，此时此刻祈望州高级法院减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在联邦法院他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美国最高法院仍未对他的有关请求考虑毒气室违宪的申诉作出裁决，第五巡回法院也压下了他的有关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周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庭干脆按兵不动，似乎他的那些申诉与一般申诉没有什么两样，也要按常规进行存档、分配和处理，然后便是漫漫无期的等待，甚至会达数年之久。他需要的是行动，在某一级法院赢得缓刑当然最为理想，能够同意口头辩论也是好的，或者是就有价值的论据召开听证会，哪怕干脆被驳回也行，那样他还可以继续向下二个法院申诉。
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围着办公桌踱着步等电话，尽管他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桌上堆满了一摞摞高低不齐的文件，到处散落着那十几个诉状留下的碎纸片，书架上贴了许多粉红色和黄色的电话留言条。
亚当突然恨起这个地方来，他需要清新的空气。他对达琳说要出去散散步，然后便离开了办公楼。时间已差不多到了五点，天还很亮，也很热。他走到联合大街的皮博迪饭店，在大厅一个角落的钢琴旁喝了杯饮料，这是他自从周五去新奥尔良以来的第一杯饮料，尽管饮料令他感到惬意但他还是在为莉担忧。他在签到处周围云集的开会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他留意着大厅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希冀着能够意外地发现她。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女人，就算逃避生活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一个梳着马尾巴，穿着旅游鞋的男子停下来盯着他瞧了片刻，然后走上前来。“对不起，先生，你是萨姆·凯霍尔的律师亚当·霍尔吗？”
亚当点点头。
那男人笑了笑，显然对自己认出亚当感到很得意，他走到他的桌子前面。“我是《纽约时报》的柯克·克莱克纳。”他在亚当面前放了一张名片。“我前来报道凯霍尔的死刑情况，实际上我刚刚才到，可以坐下吗？”
亚当向小圆桌对面的空位子指了指，克莱克纳坐了下来。“在这里见到你非常幸运，”他满脸堆笑着说。那男子约有四十出头的样子，身体很强健，一看就是个云游四方的记者——满脸胡子拉茬，斜纹布衬衣外面套了件棉布坎肩，下身穿条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