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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不太对。”
古德曼继续审视着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干过？”他正在读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亚当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不错的律师，我对他没有特殊的兴趣，不过他在刑法方面颇有见地，你知道。他是咱们这里处理白领犯罪业务的三个尖子之一，尽管他相当粗暴，你说呢？”
“他还行。”
“你在他手下干了多久？”
“从九个月前，我一来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来了九个月了。”
“是的，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德曼合上卷宗并盯着亚当。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然后捻着嘴里的烟斗。
“我喜欢这工作，极富挑战性。”
“当然。你为什么选中了库贝事务所？我是说，凭你的文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来这儿？”
“我想做的是刑事诉讼，这个事务所有声望。”
“有多少家事务所邀你去工作？没什么，我只是好奇。”
“有几家。”
“都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家在丹佛。纽约的事务所我没去面谈。”
“我们付你多少钱？”
亚当又一次挪动着身体，古德曼毕竟是个合伙律师，他当然知道事务所付多少给新来的。“六万左右。你拿多少？”
这句话让老人开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们付我四十万美元一年让我把他们的时间捐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并且去大讲所谓律师的社会责任心。四十万，你能相信吗？”
亚当曾听到过些传闻。“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里最走运的律师，霍尔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钞票让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并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收钱的事。这是律师的梦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仍逼着自己每星期干六十个小时。你知道，我马上就七十岁了。”
事务所中有些关于古德曼的传闻，据说他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压力下，沉溺于酒和药片，差点丢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戒酒，在此期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后来他说服其他合伙律师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不须按常规办事的办公室。
“你在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类的工作？”古德曼问。
“一大堆研究工作。现在他正为一批国防部的承包商辩护，这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上周我还出庭为当事人的申诉作辩护。”说这话时亚当带着明显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里只有坐办公桌的份儿。
“是真正的申诉？”古德曼问，口气里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间真正的法庭里？”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说得对。”
“谁赢了？”
“法官的裁决对控方有利，但他们是险胜。我确实也让法官挺紧张。”古德曼微笑了，但转瞬即逝。他再次打开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荐信力举你，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承认才能，”亚当微笑着说。
“我想这更可能是个重要的请求，霍尔先生。你想要办哪件案子？”
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活着，但他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解雇我们。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帕契曼他却不肯见我们。他是个疯子，霍尔先生，给你自己另找个项目，比方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别的什么。”
“不，谢谢。我的兴趣在于死刑案例，而且我有点摆脱不了萨姆·凯霍尔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镜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双脚移到桌子角上，双手在浆得笔挺的衬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萨姆·凯霍尔如此着迷吗？”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案子吗？三K党、人权运动、爆炸、饱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国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像是在古代，可实际上却是在二十五年前。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风扇在他的头顶慢慢地转着，一分钟过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脚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着桌子。“霍尔先生，我赞赏你对公益事业的兴趣，我向你保证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个项目。这不是模拟法庭上的竞争。”
“我也不是个法学院的学生。”
“萨姆·凯霍尔已经有效地结束了我们的服务，霍尔先生。你似乎还没搞明白。”
“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
“干什么？”
“我想说服他允许我代理他。”
“真的吗？”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站起来灵巧地绕过成堆的卷宗走向窗口。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着，等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没人知道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吗？”
“我在听。”
“就是说你答应了？”
“是的，我答应了，”古德曼说得很慢，咬着烟斗柄。
亚当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向外看了一眼，看见密执安湖上的一只帆船。他极快地说：“我和萨姆·凯霍尔是亲戚。”
古德曼并没退缩。“我说呢。什么亲戚？”
“他有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他在父亲因爆炸而被捕之后带着耻辱离开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亚，改了名字，试图忘记过去。可是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他的父亲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边上。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
古德曼犹豫了一下。“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满十七岁时才知道。我们埋葬父亲之后姑姑告诉了我。”
“哇。”
“你保证不说出去。”
“当然。”古德曼把屁股挪到了桌子的边上，并把脚放在了椅子上。他凝望着百叶窗问：“萨姆知道吗？”
“不。我出生在密西西比的福特县，一个叫克兰顿的镇子。我当时的名字叫艾伦·凯霍尔，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密西西比。我的父母从不提起那个地方。我母亲相信，从那天起直到她写信通知狱中的萨姆他的儿子死了，埃迪和萨姆始终都没有联系过。他也不曾回信。”
“该死，该死，该死，”古德曼喃喃地说。
“还有好多，古德曼先生。这是个病态的家庭。”
“不是你的错。”
“听我的母亲说，萨姆的父亲曾是个活跃的三K党成员，参与过私刑处死那种事。所以我的血统非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