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室- 第36部分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儿子。”

“但我认为你们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国内税务局找上了他，这事我一直觉得纳闷，因为他挣的钱数都够不上交三块钱的税。总之他为此而向国内税务局宣战，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为他没有换新照而把他的驾驶执照吊销，这一做法是对种种公民权以及人权的侵犯。两年时间里母亲不得不开车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为止。他老是在给州长、总统、合众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任何一个拥有办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员的政府官员写信。他动不动就大兴干戈，他们如果给他回信他就宣称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他保存每封来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邻居干了一场，起因似乎与一条陌生的狗在我家台阶上撒尿有关，他们俩隔着灌木树篱互相破口大骂。他们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来头也越来越大，后来双双都说只要几分钟就能打电话召来各种了不起的人物立即严惩对方。爸爸这时飞奔回屋，不出几秒钟就抱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十三封信返回接着吵。他大声数着这些信件，还把信凑到邻居的鼻子底下晃动，那个可怜的家伙一下就瘪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从此也没再发生过狗来我家台阶撒尿的事。当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来打扰。”

这个小故事讲完时他们俩都在微笑，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既然总是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你们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萨姆透过窗口凝视着这边问。

“我不知道。母亲一直在工作。她办法很多，有时做两份工。杂货店的出纳，药店的店员，她什么都能干，我记得她有好几次还做过待遇很好的秘书工作。后来我爸拿到了销售人寿保险的执照，这成了他的一份永久性的兼职工作。我猜他对这工作挺在行，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家境也好起来了。他的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不必向他人打报告。这对他颇为合适，虽然他说他讨厌保险公司。他曾经为作废一张保单之类的事起诉一家保险公司，我对此实在不理解，他输了这场官司。当然他把失败全都怪在他的律师头上，这位老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寄给埃迪一封措词强硬的长信。老爸打了三天字，等大作完成，他自豪地拿给母亲看。二十一页纸上写的都是这位律师说的错话和谎话。母亲只是摇摇头。他与那个可怜的律师斗了许多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我不知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萨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死法。他死后我有好长时间都在生他的气，因为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作出这种选择，以为他应该丢下我们，以为我们不再需要他，以为该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了。而在我得知真相之后，让我生气的是他瞒了我这么多年，不把给我改名换姓并且亡命他乡的真正原因告诉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极其困惑的事。至今还是。”

“你还在生气吗？”

“实际上已经不生气了。我总是记着埃迪的好处。他是我唯一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评分。他没有抽烟、喝酒、赌钱、吸毒、追女人、打孩子之类的恶习。他虽然很难长久地保住一份工作，但我们从来也没落到吃住发愁的地步。他和母亲老是说要离婚，但最后也没离成。她搬出去好几次，他也搬出去过。这使家庭处于破裂状态，可卡门和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他有心情郁闷的日子，或者说失意的时候，但都知道一到这样的时候就缩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拉上窗帘。母亲总是把我们唤到身边，告诉我们他不舒服，我们要保持安静。不能开电视，也不能开收音机。在他缩进房里去的时候她是很维护他的。他在房里一呆几天，然后突然间出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们学会了适应埃迪那些情绪不好的日子。他的样子和穿着都正常。我们需要他时他几乎总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后院打棒球，在游艺场上骑木马。他还带我们去过几次迪斯尼乐园。我想他是个好人，好父亲，只是偶尔表现出这种阴郁古怪的样子来。”

“但你们并不亲密。”

“是不亲密。他辅导我做家庭作业和课外科学小制作，他坚持要求我学习成绩全优。我们谈论太阳系和环境问题，但从不谈女孩子、性与汽车，也从未谈过家族和祖辈上的事。我们之间没有亲昵的表示。他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有时在我需要他时他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萨姆拭了一下眼角，接着上身又支着双肘朝前靠过来。他的脸贴近隔板，目光直视亚当。“他死得怎么样？”他问。

“死得怎么样？”

“那事怎么发生的？”

亚当呆了好久没回答。他讲述这件事可以有几种方式。他可以残忍并且怀着恨意无情地如实相告，以这样的做法把老人击垮。这样做对他具有巨大的诱惑。他以前告诉自己许多次，这么做是必要的。萨姆必须受苦，他必须因对埃迪的自杀负有罪责而接受惩罚。亚当的确想刺伤这老浑蛋，让他为之痛哭。

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想快些讲完这件事，好把那些痛苦的部分掩饰过去，接着继续讲别的什么。可怜的老头围坐在隔板的另一边已经够受罪了。政府正计划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他弄死。亚当怀疑他对埃迪的死所知比他表面装的要多。

“他当时正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亚当说，双眼凝视着隔板但避而不看萨姆，“他在他的房间呆得比以往都久，已经有三个星期。母亲不停地告诉我们他正在逐渐好转，不出几天他就会出来了。我们相信她，因为他似乎总是能从里面出来。他选了一个母亲去上班而卡门呆在朋友家的日子，那一天他知道我将会第一个到家。我发现他躺在我的卧室地板上，手里仍然握着枪，一把三八手枪。一枪打在右太阳穴上。他的头周围有圆圆的一滩血。我在我的床边上坐下来。”

“你那时多大？”

“快十七了。上高中一年级。门门都得A。我看出他事先在地板上小心地铺了六条浴巾，然后在正中间躺下。我摸摸他手腕的脉搏，他身上已经僵硬。法医说他已死了三个钟头。他身边有张字条，是打字机打的，白纸黑字十分整齐。字条写给亲爱的亚当，说他爱我，对不起我，要我照顾姑娘们，并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明白。接下来他指示我注意有一只塑料垃圾袋，也在地板上，说我应当把脏毛巾放在里面，擦净血污之后再报警。别碰那枪，他说。又叫我赶快，在姑娘们回家前收拾好。”亚当清清喉咙，眼睛望着地下。

“于是我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然后就等着警察到来。我们单独在一起呆了十五分钟，就我们俩。他躺在地上，我躺在我的床上，向下望着他。我开始哭了又哭，问他这是为什么，问他怎么这么干，出了什么事，问了他上百个其他的问题。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亲爹，是我唯一有过的亲爹，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肮脏的袜子和他心爱的印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缩写字母UCLA的T恤衫。从脖子往下看他就像在睡觉，但他头上有个洞，头发里的血已经干结。我恨他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又使我那么难过。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同我说。我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我听到说话声，房间里突然挤满了警察。他们把我带到小书房，给我围上毯子。这就是我父亲的结局。”

萨姆依然支着双肘，但现在用一只手捂着双眼。亚当还有另外几件事要说。

“葬礼后，莉留下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她把你和凯霍尔家族的情况告诉了我。她把许多我一直不知道的有关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对你和克雷默爆炸案着了迷，于是我开始阅读那些旧报刊上的文章和报道。我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才弄清埃迪为什么选在那个时候自杀。在你受审期间他一直躲在他的房间里，在审判结束时他杀死了自己。”

萨姆把手移开，用含泪的眼睛凝视着亚当。“所以你为他的死而责怪我，对吗，亚当？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是吗？”

“不。我没有全都怪你。”

“那么有多少该怪我呢？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你有时间计算出那些数字。其中有多少是我的过错？”

“我不知道，萨姆。为什么不由你来告诉我呢？”

萨姆擦擦眼睛，抬高嗓音。“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承认过错百分之百全都在我。我对他的死负有完全责任，好了吧？这不就是你所需要的吗？”

“随你怎么想。”

“别对我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尽管把我儿子的名字加到我的杀人名单上好了，那不就是你想要做的吗？克雷默家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的父亲，接着就是埃迪。这是我杀掉的四个人，对吧？你还想在后头再添上其他什么人吗？赶快添上，老弟，时间可不等人。”

“此外还有多少？”

“死尸吗？”

“对，死尸。我听到过传言。”

“你自然会相信那些传言，不是吗？你好像迫不及待想要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我的坏话。”

“我没说我相信那些话。”

萨姆跳起来，走到房间顶头。“这场谈话叫我腻味！”他从三十英尺之外喊叫着，“而且我也讨厌你！我倒简直情愿那些该死的犹太律师再来烦扰我。”

“我们可以顺从你的要求，”亚当迅速回击。

萨姆慢慢走回他的座位。“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性命，离进毒气室就剩二十三天了，可你却只想谈论那些死人。就继续唧唧喳喳你的吧，老弟，实际上不久你就可以开始谈论我了。我要的是行动。”

“今天早晨我提交了一份诉状。”

“很好。那你走吧，该死的。快他妈的滚，别再折磨我了。”

第22章

亚当这一边的门开了，帕克身后带着两位男士进来。他们显然是律师，着深色套装，紧锁眉头，提着厚重鼓起的公文包。帕克指指空调下面的几把椅子，他们坐了下来。他望望亚当，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萨姆一眼，后者仍然站在另一边。“一切都好吗？”他问亚当。

亚当点点头，萨姆则缓缓坐下。帕克离去了，两位新到的律师颇有效率地忙着从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一大摞文件来。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双双脱掉了外衣。

五分钟过去了，萨姆还是一言不发。亚当发觉另一端那二位律师频频直往这边瞟。和这位将要下一个被毒气处死的最著名的死监犯呆在同一房间，他们忍不住把自己好奇的目光偷偷瞟向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

接着萨姆身后的门开了，两名警卫带着一个瘦小结实的黑人走进来，黑人被手铐脚镣紧紧铐着，仿佛他随时会性子上来赤手空拳把几十人杀死似的。他们把他带到他的律师们对面的座位，着手把他身体的大部分松开，但铐在背后的双手仍然保留原状。一名警卫离开了房间，另一名留下，站在萨姆和那个黑人囚徒的正中问。

萨姆顺着台子把目光扫向他的那个同志，这人是个神经质类型，他显然并不为见到他的律师们而高兴。律师们见到他兴致也不高。亚当从隔墙这边观看着他们，没有几分钟他们的头就凑在一起齐声通过窗口讲起话来，而他们的当事人却挑衅地把手放在屁股下坐着。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声音，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萨姆重新支着胳膊肘向前靠过来，同时示意亚当也这样做。他们的脸隔着窗口相距十英寸远。

“那是斯德哥尔摩·特纳，”萨姆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

“斯德哥尔摩？”

“是啊，不过大家叫他斯德哥。这些乡下非洲青就爱起古怪的名字。他说他有个兄弟叫丹麦，另外还有个叫德国。也许真是这样。”

“他犯了什么罪？”亚当问，突然好奇起来。

“我想是抢劫了一家卖威士忌的店，还开枪杀了店主。大约两年前他接到一张行刑通知单，差点就上了西天，离进毒气室两个钟头。”

“结果呢？”

“他的律师搞到了暂缓执行令，他们至今一直在力争缓刑。都是说不准的事，不过或许他将是我下面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