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 第7部分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的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我，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

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E－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老兄，我醒着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爱马落水之夜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