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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娘给大家满上茶后，在一边的磁墩上偏身坐下，问道：“我们一直惦着乌大爷呢。府上全家都吉祥？”
聂小轩忙说：“可不是。我净顾说自己的事了，还忘了问您，家里怎样呢？”
乌世保长叹一声，就把家中遭遇细讲了一通。中间有些地方，寿明帮着作了说明。聂小轩听着不敢相信，连声说：“您连奶奶的尸首也没见着？小少爷至今还没见面？这家就这么毁了？”
乌世保点头。聂小轩又问：“这么说，您现在是住在令伯父的府上了？”
寿明说：“他父亲伯仲之间，多年隔阂，如同路人。乌大爷现在住在磁器口杜家店里。”
柳娘听到孩子被刘奶妈接去时，眼圈已红了。听到火烧了宅院，就擦眼泪，这时竟出声地抽泣起来。乌世保见了，赶紧去劝她：“您甭难过，我过得挺好，现在靠画烟壶谋生反倒过得挺安乐您呐！”他也是个爱哭的人，嘴上这么说，手也去擦眼泪。
柳娘说：“您是个大男子汉，自然不把这艰难放在眼里。我可怜的是小少爷。我爹在牢里的时候，我可尝够了这孤儿的苦滋味，何况他还这么小呢！”说着想起自己受的苦处，更哭泣起来。聂小轩也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寿明问道：“聂师傅近来就为九爷那几个壶忙活哪？”
聂小轩说：“可不是。他叫我先烧两样品看看。壶坯子、釉料、钢炭倒有了着落，可就是垫本困难。我们这一行。向来定活的东家都先给垫本，拿他的钱为他备料。从没有先烧样子看了再拿定钱的一说。”
乌世保便拿出那对镯子和两锭银子来说：“您先用这个吧。本来这也是拿来给师妹过日子的。”聂小轩推辞不受，说：“你刚出狱，哪有余钱。我要没出来便也罢了，我出来了不能再叫你背累。”乌世保便讲了库兵嘱咐的话，并说了他送银之事。聂小轩叹息说：“这也是个热心人，可惜被人拉进了泥坑。银子你收起来，这继承手艺的话原是我叫他传给你的，现在既见了面，你就和我一起干吧。口说千日，不如手做一时。”乌世保要说库兵判定死刑的事，被寿明用眼色止住了。聂小轩问：“现在停下你的内画，来和我画‘古月轩’，有什么难处吗？”
乌世保说：“当时您是怕没机会再授徒，不得已才传授给我；我是尽朋友之道，为叫您心安才学。如今您已回来，自当再仔细挑选有为后生承继祖业。我哪能乘机把您的祖传绝技据为己有呢？这好比您在狱里交我一包银子，原是准备万一您回不来时叫我拿来赡养小姐的，如今您回来了，我当然原物奉还，哪还有分一份的道理？……”
乌世保正说得滔滔不绝，寿明突然又踩了他一脚，向他急使眼色。他顺着寿明的嘴角一看，只见聂小轩把头扭向墙角，柳娘却瞪着一双气恼的眼睛盯着他。寿明说道：“你可真是书呆子！人家磕头祷告、求情送礼来认师，聂老怕还不肯要，哪有您这样师傅上赶着教，还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的？依我说，今天我在这作证人，你恭恭敬敬跪下磕三个头，正式拜师吧！”寿明又瞪了一眼，把乌世保按着跪下。乌世保只得跪下磕了三个头。聂小轩却拦也没拦，笑着还了三揖。乌世保站起身，柳娘冲他道个万福，大大方方的叫了声“师哥！”寿明是个知趣的人，连忙从腰中掏出他还没卖出去的一对烟壶，给乌世保说：“正好！事情来得仓卒，这个你权当作拜师礼吧。”乌世保双手捧与聂小轩说：“这内画技法，也是老师传授的，您看看可有长进？”
柳娘听聂小轩讲，乌世保天资聪明，功底深厚，教他内画时，稍加点拨，他就知一反三，很快就画出个样儿来了。虽也相信，因没见过他画的活，总以为老人出于偏爱有点说玄了。所以聂师傅刚把烟壶拿到手，柳娘便接了过来，迎着窗户一看，眼睛一下子就直了，若不亲眼瞧见，决不能信是个仅仅在牢里学了几个月的人所画出来的。不仅有章法，有笔墨，而且有风格，有神韵，既学到了聂小轩的绚丽生动、又比老师多了几分书墨气。就冲收得这么个人才，老爷子这几个月的牢就算没白坐。想到这儿，不由得两眼由烟壶上抬起，往乌世保脸上瞅去。
乌世保刚从腰中又掏出一个包来，脸红着对聂小轩说：“这是师傅给我用来见师妹的信物，包金镯子。我厚着脸求个情，求师傅把它赏给我吧。”
聂小轩说：“那是柳娘叫我拿去包金的，女孩家的饰物，你要它何用？”
“要不是这副镯子，学生八成早到了枉死城了。”乌世保便把他在护城河边打算寻死的情形说了一遍。说的时候，连他自己也确信当时他是横下心来要死的了，就因为看见这副镯子，才把他从死路上拉了回来！
聂小轩听后，挺动情，忙点头说：“好好，镯子留给你当个念想，以后看到它要记住这教训，人活在世上，兵来将挡，水来上掩，决不能轻易想到死字。”
柳娘说：“老爷子，那是我的东西，您就这么大方送人情了？”
乌世保说：“师妹把它赏我，日后我有了进项，一定打副赤金的赔您。”
柳娘说：“我这儿不赊帐，得了，这俩烟壶归我了，你要孝敬你师傅，以后再画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聂小轩说：“今天盂兰会为死去的人超度，也算喜事。咱们数喜临门，柳娘收拾酒菜，大家痛饮几杯，冲冲这一年的晦气！”
柳娘收拾菜肴的工夫，乌世保把她放在院里的蒿子拿过来修修剪剪，用黄裱纸卷上线香，缚在蒿叶之间；又找来两把椅子，把蒿杆绑在椅子背上做成星星灯。寿明也是会玩的人。出门买来新鲜荷叶，梗中下了竹签，插上了小蜡烛，逐一拴在聂小轩院中夹的花障上。天刚杀黑，远远近近响起法鼓铙钹诵经拜佛之声。孩子们手举长梗荷叶、挖空心的莲蓬、掏了瓤镂了皮的西瓜，各插了小蜡，燃点起来，边走边唱。天上一轮明月捧出，上下交辉，整个京城变成了欢快世界，竟忘了这个节日原是为超度幽冥世界的沉沦者而设的。
寿明和乌世保也把荷叶上的蜡烛和青蒿上上百支线香点燃，院内顿时亮起千百盏星星几十轮皎月。聂小轩叫柳娘把炕桌摆在当院。放下矮凳蒲垫，四个人围坐饮酒。席间聂小轩再次叫乌世保到这里来学习画“古月轩”。柳娘说：“师哥在店里吃住也不洁静，不如索兴搬了来住。东耳房收拾一下我住，西屋让给师哥。”乌世保还想推辞，又被寿明拦住了。寿明说：“这样很好，师徒如父子，搬在一起才是久处之计。”
这晚上寿明和乌世保都喝了不少酒。告别出来后，寿明推推乌世保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娘子颇不俗，您若有意，我当冰媒。”
乌世保醉醺醺的说：“胡说，祖宗有制，满汉是不通婚的！”
寿明说：“狗屁，乾隆爷还娶了个伊帕尔汗呢！道道地地的西域回回！”
十五
乌世保这人，一生事事被动。可一旦被推上一股道，他还就顺势往前滚。他唱单弦着过迷，画内画着过迷，如今跟聂小轩学外画又着了迷。原来这东西像变戏法，明明红花绿叶，画的时候却要涂黑釉蓝釉，只有见了火它才变出花红叶绿。这还不算，那釉色竟还会涨会缩！有的釉在画时要堆成一堆，烧出来才能有薄薄一片；有的釉画得摊成一片，烧出却又是窄窄的一丝。怪不得多少人钻研仿制，终究不能乱真。他一心扑在学画上，那一老一少却扑在他身上。聂小轩给他出图，教他点染。柳娘端汤送水、洗洗缝缝。今天做一件衫儿叫他穿上，明天缝一条裤儿命他换上；逢五逢十催他洗澡，月初月末逼他剃头。隔了些天寿明来看他，见他又白又胖，衣履整洁，容光焕发，竟换了一个人。聂小轩脱离了牢狱之灾，既收徒弟又接了定货，也是舒心顺气、满脸知足的神气。
据点
》》据点
邓友梅文选据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日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协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称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大的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他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帐，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