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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的老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渴羡的故事。
美术就是拿些蜡做的水果来，把它画得一模一样；音乐是单纯的唱歌；地理、历史，应该是最好玩的科目，可是我们除了背书之外，连地图都很少画。
我最爱的英文老师，在教了我们一学期之后，又去了美国。
数学老师与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她双眼盯住我的凶光，好似武狭小说中射来的飞镖一样。
初一那年我的成绩差强人意，名次中等，不留级。
暑假又来了，我丢下书包，迫不及待的往租书店跑，那时候，我们已搬到长春路底去居住，那儿也有租书店，只是那家店，就不及“建国书店”高贵，它是好书坏书夹杂着，我租书有年，金杏枝的东西，就没去错拿过它。
也是在那个夏天，父亲晒大樟木箱，在一大堆旧衣服的下面，被我发觉了封尘多少年的宝藏，父母自己都早已忘了的书籍。
那是一套又一套的中国通俗小说。
泛黄的、优美细腻的薄竹纸，用白棉线装订着，每本书前几页有毛笔画出的书中人物，封面正左方窄窄长长的一条白纸红框，写着这样端正秀美的毛笔字——水浒传、儒林外史、今古奇观……。
我第一次觉着了一本书外在形式的美。它们真是一件件艺术品。
发觉了父亲箱底那一大堆旧小说之后，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当时为了怕书店里的旧俄作家的小说被别人借走，我在暑假开始时，便倾尽了我的零用钱，将它们大部份租了下来，那时手边有《复活》、《罪与罚》、《死灵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还有《狂人日记》与《安娜卡列尼拉》……这些都是限时要归还的。
现在我同时又有了中国小说。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水浒传》，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的想去念它。
父亲一再的申诫我：“再看下去要成瞎子了，书拿得远一点，不要把头埋进去呀！”
我那一个夏天，是做了一只将头埋在书里的驼鸟，如果问我当时快不快乐，我也说不出来，我根本已失去了自己，与书本溶成一体了，那里还知道个人的冷暖。
初二那年，连上学放学时挤在公共汽车上，我都抱住了司机先生身后那根杠子，看我那被国文老师骂为“闲书”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大伯父的书架上找到了《孽海花》、《六祖坛经》、《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人间词话》，也看租来的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总而言之，有书便是好看，生吞活剥，杂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四门不及格。
父母严重的警告我，再不收收心，要留级了。又说，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将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该立下志向，这样下去，做父母的怎么不担心呢。
我那里有什么立志的胸怀，我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最好玩的事，至于将来如何谋生，还远得很哪。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有羞耻心，有罪恶感，觉得成绩不好，是对不住父母的行为。
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三次数学小考，我得满分。
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我会突然不再是白痴了，她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便该一直笨下去。
所以，她开始怀疑我考试作弊。当她拿着我一百分的考卷逼问我时，我对她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她气得很不堪，冷笑了一下，下堂课，她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单独发给我一张考卷，给了我几个听也没有听过的方程式。
我当场吃了鸭蛋。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划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的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的说。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只有一个同学没有笑，低下头好似要流泪一般。
我弄错了一点，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画完了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
有好一阵，我一直想杀这个老师。
我照常上了几天课，照常坐着公共汽车晃去学校。
有一天，我站在总统府广场的对面，望着学校米黄色的平顶，我一再的想，一再的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这么想着想着，人已走到校门口，我看一下校门，心里叹着：“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走吧！”
我背着书包，一坐车，去了六张犁公墓。
在六张犁那一大堆土馒头里，我也埋下了我不愉快的学校生涯。
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投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逃学去坟场其实很不好玩，下起雨来更是苦，可是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
母亲不知我已经不上学了，每天一样给我饭钱，我不吃饭，存了三五元，去牯岭街当时的旧书店（当时不放地摊的），买下了生平第一本自己出钱买下的书，上下两册，叫做《人间的条件》。
我是不太笨的，旷课两三天，便去学校坐一天，老师看见我了，我再失踪三五天。
那时家中还没有装电话，校方跟家长联络起来并不很方便。
我看书的速度很快，领悟力也慢慢的强了，兴趣也更广泛些了，我买的第二本书，也是旧的，是一本《九国革命史》，后来，我又买进了国语日报出的一本好书，叫做《一千零一个为什么》，这本书里，它给小孩子讲解自然科学上的常识，浅浅的解释，一目了然，再不久，我又买下了《伊凡·傅罗姆》这本太感人的旧书，后来差不多从不吃饭，饭钱都换了书。在逃学完完全全释放的时光里，念我真正爱念的东西，那真是生命最大的享受。
逃课的事，因为学校寄了信给家里，终于到了下幕的时候。
当时，我曾经想，这事虽然是我的错，可是它有前因，有后果，如果连父母都不了解我，如果父亲也要动手打我，那么我不如不要活了。
我休学了一年，没有人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父亲看了我便叹气．他不跟我多说话。
第二年开学了，父母鼓励我再穿上那件制服，勉强我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人。而我的解释，跟他们刚好不太一样，面对自己内心不喜欢的事，应该叫不现实才对。
母亲很可怜，她每天送我到学校，看我走进教室，眼巴巴的默默的哀求着我，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去，我低头坐在一大群陌生的同学里，心里在狂喊：“母亲，你再用爱来逼我，我要疯了！”
我坐一节课，再拿起书包逃出校去，那时候我胆子大了，不再上坟墓，我根本跑到省立图书馆去，在那里，一天啃一本好书，看得常常放学时间已过，都忘了回家。
在我初二下那年，父母终于不再心存幻想，将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收留在家，自己教育起来。
我的逃学读书记也告一段落了。
休学在家，并不表示受教育的终止。
当时姐姐高中联考上榜了二女中，可是她实在受不了数学的苦难，又生性喜欢音乐，在经过与父母的恳谈和了解之下，她放弃了进入省中的荣誉，改念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修钢琴，副修小提琴。也因为这一个选择，姐姐离家住校，虽然同在台北市里住着，我却失去了一个念闲书的好伴侣。
姐姐住校去了，我独占了一间卧室，那时我已办妥休学手续，知道不会再有被迫进教室的压力，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那一年的压岁钱，我去买了一个竹做的美丽书架，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架上零零落落的几十本书，大半是父亲买回来叫我念的。
每天黄昏，父亲与我坐在藤椅上，面前摊着《古文观止》，他先给我讲解，再命我背诵，奇怪的是，没有同学竞争的压力，我也领悟得快得多，父亲只管教古文，小说随我自己看。
英文方面，我记得父亲给我念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奥·亨利写的《浮华世界》，后来又给我买了《小妇人》、《小男儿》这些故事书，后来不知为了什么，母亲每一次上街，都会带英文的漫画故事给我看，有对话、有图片，非常有趣而浅近，如《李伯大梦》、《渴睡乡的故事》（中文叫《无头骑士》吗？）、《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这些在中文早已看过的书，又同英文一面学一面看，英文就慢慢的会了。
真的休学在家，我出门去的兴趣也减少了，那时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们不上学，去混太保太妹，我却是不混的，一直到今天，我仍是个内心深爱孤静而不太合群的人。
每一次上街，只要母亲同意，我总是拿了钱去买书，因为向书店借书这件事情，已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一本好书，以前是当故事看，后来觉着不对，因为年龄不同了，同样一本书每再看看，领悟的又是一番境界，所以买书回来放在架上，想起来时再反复的去回看它们，竟成了我少年时代大半消磨时间的方法。
因为天天跟书接近，它们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型方面，也吸引了我，一个房间，书多了就会好看起来，这是很主观的看法，我认定书是非常优雅美丽的东西，用它来装饰房间，再合适不过。
竹书架在一年后早已满了，父亲不声不响又替我去当时的长沙街做了一个书橱，它真是非常的美丽，狭长轻巧，不占地方，共有五层，上下两个玻璃门可以关上。
这一个书架，至今在我父母的家里放着，也算是我的一件纪念品吧！
在我十五、六岁时，我成了十足的书奴，我的房间，别人踏不进脚，因为里面不但堆满了我用来装饰房间的破铜烂铁，其他有很多的空间，无论是桌上、桌下、床边、地板上、衣橱里，全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书籍，在性质上，它们也很杂，分不出一个类别来，总是文学的偏多了些。台湾的书买得不够，又去香港方面买，香港买不满足，又去日本方面买，从日本那边买的大半是美术方面的画册。
现在回想起来，我每年一度的压岁钱和每周的零用，都是这么送给了书店。
我的藏书，慢慢的在亲戚朋友间有了名声，差不多年龄的人，开始跑来向我借。
爱书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样的，别人开口向我借书，我便心痛欲死，千叮万咛，请人早早归还，可惜借书不还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学音乐的同学，叫做王国梁的，也跑来向我借书，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对他的同学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动手选了一大堆最爱的书给国梁，记得拿了那么多书，我们还用麻绳扎了起来，有到腰那么高一小堆。“国梁，看完可得快快还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几十本书，又不放心的追了出去。
国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当时他的家在板桥，书当然也放在板桥。就有那么不巧，书借了他，板桥淹了一次大水，我的书，没有救出来。国梁羞得不敢来见我，叫别人来道歉，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痛得哭了起来，恨了他一场，一直到他去了法国，都没有理他。而今想不到因为那一批书债，半生都过去了，国梁这个名字却没有淡忘，听说前年国梁带了法国太太回台，不知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往事。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实水淹了我的几十本书，倒给我做了一个狠心的了断，以后谁来借书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这些借书人里，也有例外的时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还，他还会多还我一两本他看过的好书。王恒也是学音乐的，因为当年借书，我跟他结成挚友，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国内出版界并不如现在的风气兴旺，得一套好书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丛书，所谓国内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被比较有系统的做了介绍。我当时是一口气全买。那时梁实秋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出了，在这之前，虽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