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迟至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计算机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
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通过无线电将原动能传送给飞机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产生无限能量的核聚变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
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
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