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强了和解运动。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1500万吨梯恩梯炸药。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这是自IO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是热烈诚挚的。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人们越来越确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英法远征苏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美国将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对美国的这一威胁，但是不会使赫鲁晓夫过于难堪，惹得他作出危险的反应。肯尼迪宣布实行“封锁”，禁止舰船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并要求苏联撤走战略性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罗政权，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预性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线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船未带进攻性武器而允许它继续前进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观察下拆除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美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报。
古巴危机再次表明，两个核大国都不敢采取以战争作为推进国策的工具的传统做法。虽然对抗和平地结束了，但这是很侥幸的事——非常侥幸，因此，它捉使双方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它们也都签署了这一条约，只有当时正在向美苏首要地位挑战的两个大国——法国和中国拒绝签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制造、使用或拥有核武器的条约。同一年，98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向环绕地球的轨道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上安置这类武器、禁止任何国家将这些天体占为己有的条约。1968年初夏，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该条约规定，签约的核国家不得向非核国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签约的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这一条约于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到这时已有47个国家签署。这些条约都有助于极大地缓和冷战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
三、西欧的独立自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西欧国家已无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而在政治问题的处理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显著增长的生产率、全面的繁荣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使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使西欧具有能与美国相比的经济实力。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从中古时代起，哲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统一西欧的种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们什么也没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20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但是，大萧条的来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结束了欧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这一建议旨在将为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莱茵河流域的煤铁资源合并起来，做到使战争象舒曼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从而减轻法国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舒曼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被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而成立的组织就称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它于 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员国有 6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些成员国给了欧洲煤钢联营以决定价格、确定进出口税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权力。它们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高级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决议由经成员国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煤钢联营联合大会作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则由联营机构自己的法院解决。欧洲煤钢联营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不仅去掉了联营成员国中煤、钢产品的所有关税，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额、进出口许可证、差别性运价或价格级差等。到1954年年中时，运过联营成员国边界的煤和钢比欧洲煤钢联营出现以前大约多40％。
但这仅仅是西欧一体化的开端。下一步的行动是，1957年3月25日，6个成员国又签订了两项条约，建立了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联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将来同核大国之间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备。它包括共同进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进行原子能装备及物资的贸易等。欧洲原子能联营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相似，所不同的仅在于它只关心将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园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营的工作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所有的内部关税，到1969年12月31日时，取消所有这些关税，使6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时，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引进美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1950年至1964年间，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7。1％、5。6％和4。9％，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只有3．5％。西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迹象是：1948年至1962年间，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黄金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1％下降到40％，而西欧所占的份额则从15％上升到44％。
与西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似的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1963年他不批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起初，英国拒绝加入共同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弃它与英联邦的优惠贸易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历来不愿意与欧洲大陆牵连在一起。丘吉尔曾对众议院这样说：“我们和它们意见相同，但不属于它们。”因此，1960年，英国组织了更具限制性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称为“外七国”，以区别于“内六国”。这一联盟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但和共同市场不一样，它没有规定超国家的控制手段和协调手段，也没要求对外部世界设立一种共同的关税。“外七国”并未有效地起作用，这反映在英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中。1962年，英国开始进行谈判，要求加入“内六国”，但有关英联邦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麻烦。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
戴高乐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核武器的独立自主方针同样具有决定性。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北约组织的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而美国仍准备在必要时用其强大的核突击部队进行干涉。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战略，因为它使决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且只有华盛顿才能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这种力量。因此，他着手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得到核潜艇和氢弹的支持，戴高乐认为核潜艇和氢弹是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础。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绝了麦克米伦首相和肯尼迪总统签订的有关建立一支配备带英国弹头的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北约组织核力量的协定。对戴高乐来说，这有点象在受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支配，他讨厌受这种支配，尤其是因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的那种不幸关系。同样，戴高乐拒绝遵守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禁止进一步在水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这一点是法国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妨碍法国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乐的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1964年1月27日，他不顾华盛顿的一再抗议，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了共产党中国。三天后，他解释说，他只是在”承认世界的现状”。他又说：“在这块（亚洲）大陆上，不能想象会出现不牵涉到它（中国）的和平或战争；难以让人相信，没有中国的参加，也能缔结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而我们法国人对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特别关心。”因此，这位将军也在东南亚发起挑战，而美国当时正在那里用金钱、武器和军事代表团支持越南当局镇压越共的共产主义反叛者。戴高乐确信，美国的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美国人将被赶出去，正如法国人1O年前被赶走一样。因而，他极力主张整个地区中立化，因为这将“驱除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
这就是戴高乐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挑战，他派遣法国外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访问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访问墨西哥时，他着重强调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传统和大国集团的“独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么好斗，但也很有主见。这一点在197O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