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当时有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 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面包和酒，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而且，比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们的极度无知，他们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兽一样懒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奴隶数目非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当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O年，当时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 ％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环。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24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上网，以防自杀。这说明，为了防止奴隶死亡和船上的奴隶暴动，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隶贸易，18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