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汉朝- 第196部分

黄霸总算听出来了，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也不在于推荐了什么人，而是他根本没有推荐资格，越权用事了。一想到这，黄霸吓得脸黄如土，他连忙脱下官帽，跪在地下连叫皇上饶命。

饶命？总是出了问题就跪地嗑头。刘病已一想想黄霸最近差劲表现，怒气难平，真想飞出一脚把他踢出门去。但是他控制住了，一句话也不说，大甩袍袖就走了。

这下子，黄霸连死的心都有了。

一天，两天，三天……黄霸度日如年地等着宫里消息。刘病已到底怎么处罚，黄霸心里没底，他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次别说回颍川磨练改造，有可能要被通知，卷好铺盖直接到监狱报到。

一连几天后，黄霸听说刘病已气消了。紧接着，刘病已传话来，告诉他，这次过了就算了，不想再追究他了。突然之间，黄霸犹如死里逃生人，从阴间跑回了阳间。天啊，就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到这里，黄霸总算想通了一件事，他的事业和美好未来，已经到顶了。他唯一争取的就是，再坚持几年，少说话，爱护环境，不乱抓鸟，落个自然死亡，退位让贤，那就真是阿谀奉承了。

黄霸的时代，终于被终结了。然而在张敞看来，他的未来还长着呢，到底有多长，他不说没人知道。如果张敞这样想的话，那他就错了。人生就像演戏，身体是自己的，舞台却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想在台上唱多久，就能唱多久。

要唱得久，必须征得观众同意。但是有观众说，张敞不能再唱了，以前他把黄霸哄得里外不是人，今天我们也要哄他一下。

唱戏被人哄，如果知味点，自动退下，那也是挺正常的。但是张敞一点都不正常，别人不满意他，他也不满意别人。于是乎，别人拿着鸡蛋扔他，他却提起刀把别人杀了。杀完人后，他就一溜烟地跑了。

完了，事情闹大了。

张敞被轰，是因为一个好朋友出事了。那不是一般的好朋友，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牛人，也是一个猛人，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恽。

一个牛人的背后，往往总是有着一个牛人的背景。杨恽父亲，胆小怕事，但毕竟也混到了丞相，又称汉朝第一胆小丞相；杨恽外公，名号更响，一响就是两千多年，他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大师。

杨敞这辈子，能够善始善终，全赖他的乌龟哲学主义，关键时刻，该缩头时须缩头，该伸头时须伸头。没想到，这个优秀的品质没遗传给杨恽，在杨恽的身上，一扫杨敞软弱无力之气，反而洋溢出外公司马迁的阳刚之气。

正因为如此，杨恽打小就崇拜司马迁，天天捧着《史记》读来读去，最后还发出感叹，咱外公这书，继《春秋》之后，肯定会成为千古经典。

在汉朝，《春秋》早就是儒家经典，在汉武时期，不知有多少大师以研究《春秋》谋取饭碗。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董仲舒，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春秋繁露》，从此奠定他在汉朝，甚至是中国学术史的地位。托杨恽的福，《史记》打横空出世，就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让后世数万万学史之人，无不高山仰止，兴叹不已。

杨恽之所以能混出名号，得益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很有背景，二是他很有才。杨敞死后，杨恽没轮上爵位，而是他的哥哥杨忠。凭着哥哥的关系，他当上郎官，霍光儿子霍禹家族要造反时，杨恽耳朵特灵，第一个知道，当即就跑去告密。于是乎，刘病已把霍禹全家整死后，凭功论赏，杨恽被封侯，同时迁为中郎将。

一个有钱有势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让杨恽来告诉你，他不为利，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恽轻财仗义，那是出了名的。杨敞死后，他分得五百万，可是他封侯后，全把这五百万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接着，后母死了，没有儿子，数百万家产全留给杨恽，他眼睛眨都不眨，又全分出去了。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再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把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

杨恽对钱没啥概念，但是对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要想成为杨恽的朋友，如果不合他的标准，就别自讨苦吃。对朋友，他只认一种人，那就是英公儒雅，才能出众。对待同事，则是发挥他向来的特长，有料一定要爆，没料一定要探，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于是乎，杨恽就落下两多，朋友很多，政敌也很多。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嘴。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同样，像杨大嘴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常爆别人的料，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果其然，不久，他就被人告了，爆了他两条料：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象，这是第一条；到处乱说话，拿皇帝来开玩笑，大不敬，这是第二条。

这回，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因为告他的人，那是大有来头的。此人名唤戴长乐，时任太仆。自刘邦立国以来，能够当上太仆的，那多数跟皇帝的关系都是不赖的，当初夏侯婴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

那个叫戴长乐的，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已。刘病已发达后，把他唤到长安提携，就当了太仆。戴长乐之所以要整杨恽，不为别的，而是他也被人家爆了料。

事情是这样的，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跑了就跑了，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这个事嘛，本来应该皇帝做的，可是都得由我来做，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心里却像喝了蜂蜜还甜之又甜。那时，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博虚荣，没想到竟然惹祸了。有人将他说的话在，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把皇帝威信放在眼里。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当成一回事了。数汉朝之大，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哦，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恽。除了杨恽，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于是乎，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终于凑够了几条，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

那么，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戴长乐死咬不放，杨恽也没有说，他只对戴长乐爆料内容，坚持说不，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属掐架，为难的只有皇帝了。既然杨恽争辩，那就先去查他，于是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廷尉，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相信也不是一时半载了。官场不是娱乐界，娱乐界爆个料，报上炒一把，网上再喷一嘴，然后不久，就抛出个道歉声明书，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他爆了，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还得把它当回事，立案，侦察，判决，那可是累人的工作。

所以，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呼，一个却忙得不亦乐呼。一个爆出了大名，一个也忙出了大名。在汉朝官场，都流传这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看到了吧，多刺手的案件，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不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

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要扬言杀掉证人。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的确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已，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宜。真这样的话，那就只好论罪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

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行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这个道理，刘病已还是懂的。最后，他决定下一道诏书，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何不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何尝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连个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产业，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艺，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约意思就是说，叫杨恽做人要低调，低调，现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翻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昂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还顾不得自己，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凡有不平之气。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泽东此用以上一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那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汉朝人才能一睹为快。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民了二十多年的大书，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时，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远死钉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要钉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闲来无事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