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和等书，使我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俗语十道九医；道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扮演了地方医疗机构的角色。宋徽宗在地方上大建宫观，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当时先进的医疗送到基层——是他作为道君皇帝的惠政之一。
其他帝王为了长生不老，是去求神仙帮忙。
宋徽宗呢？
宋徽宗是直接直接把自己升级成为了神仙一般的人物。
所谓的道君就是神仙。
道君，在古代又称圣君、仁君，形容当时治国的皇帝听取臣下的谏言，行使相关制度推行仁道治国，推进国家昌盛繁荣！
同时，道君也是道教神仙谱系中对高位仙官的称谓。据称：太清九宫皆有僚属，其最高者称太皇、紫皇、玉皇，其高位者总称大道君。陶弘景亦称：三清九宫，并有僚属，左胜于右，其高位者总称为迢君，次为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诸小号，官位甚多。宋微宗驾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时人谓之“道君”。
灵宝道君又名灵宝天尊名经宝，居三清的第二位，又称上清大帝，由元始天王的赤太无元玄黄之气化生，手捧玉如意。由太元圣母体内降生以后，暂住在三十五天之上的禹余天上清真境内的蕊珠阙七映紫霞房中。日夜吸纳玉晨精气、庆云紫烟，凝神集气，幻化成型，然后转世托胎于西方绿那玉国，寄胎于洪氏。育形为人的肉体。其母怀胎三千七百年。方才将他诞生于西那天郁察山浮罗峰下。到年长之后。开始参悟道真，一心追求至道。他坐在七宝笃林下，苦思百日，而后遇到元始天尊降临。授予他灵宝大乘之法妙经十部，灵宝天尊遂修成得道。
元始天尊又名“玉清元始天尊”。在“三清”之中位为最尊，也是道教神仙中的第一位尊神。称他为“主持天界之祖”。他的地位虽然高，但出现却比太上老君要晚。道教形成初期并无“元始天尊”的说法，等均无记载。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无来历可寻。
道德道君既是太上老君，全称“一气化三清太清居火赤天仙登太清境玄气所成日神宝君道德天尊混元上帝”，简称“老君”。道教天神，传说中的道教教主。为三清之第三位。又称“道德天尊”、“混元老君”、“降生天尊”、“太清大帝”等。三清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其实宋徽宗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老子我就是道德道君我就是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乃是道教界公认的道教创始者，即道德天尊。道教最高祖师三清之一。又称：太上道祖、太清道德天尊、混元上帝、降生天尊、开皇末劫天尊。
在庄严肃穆的道教三清大殿中。供奉着神态端庄的三位尊神，这就是道教的最高尊神“三清祖师”。站在三清大殿大门看，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神像在大殿居中间、上清灵宝天尊神像在大殿居左、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神像在大殿居右。道经记载，老君上处五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成了至尊天神，而且常常分身降世，无世不存。孔子尝往问礼，著有震古烁今的五千余言。
太上老君，道教创始人，被尊为道教的教祖与道祖。据史书记载老君姓“李” 老君骑牛法相，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全称一气化三清太清居火赤天仙登太清境玄气所成日神宝君道德天尊混元上帝，简称老君。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夫大道元妙出于自然，生于无生，先于无先，挺于空洞，陶育干坤。号曰无上正真之道，神奇微远不可得名。夫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自然者也。为元始天尊所度的金仙上品，乃一切无有有无之祖，大道化身（自然规律、法则的化身）。居于在三十三天之上（离恨天）（道教的居天与佛教不同）。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开山教祖，位列至高神三清尊神之第三位，在千年中国道教的演变史中，一直担任着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太上老君又称“道德天尊”、“混元老君”、“太上道祖”、“降生天尊”、“太清大帝”等。三清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在道教宫观“三清殿”，老君塑像居左位，手执蒲扇。相传老君居住在太清仙境 。中，老君居“离恨天兜率宫”；中，则是“大罗天玄都洞八景宫”。老君是三清尊神中受到最多香火奉祀的神明，道教相信道家哲人老子是老君的化身，度人无数，屡世为王者之师；因其传下道家经典，故称老君为道德天尊，也被道教奉为开山祖师。许多道教宗师都自称得到老君显灵的启示与教诲，如汉朝的张道陵、南北朝的寇谦之等。唐朝皇室更尊奉老君为其始祖。在商以前，老君即分身下降，随世立教，事竟则隐，故在世未有诞生之迹。至商十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于武丁九年二月十八日降生。这是最早关于老君诞生之迹的纪传。周昭王二十三年老君西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授以道德五千言，此后被道教奉为开山祖师。北魏前称道德天尊，即老子。约自北魏起，又称太上老君。葛洪汇集群书所见之老子传记，或称老子先天地生，或称其母怀孕七十二年生，生而白发，故称老子。亦有称其母于李树下生，生而能言，指树而姓“李”。据东汉延熹八年陈相边韶的，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道成化身，蝉蜕度世”。高道陶弘景定太清太上老君为第四中位，居太清境太极宫，即三十六天中之第三十四天，在三十三天之上。称太上老君“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唐代皇室，以老子李耳为同姓，崇奉太上老君，累加尊号。唐高宗尊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三上尊号，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立道教为国教。到宋代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是历代帝王对太上老君的最后一次加封。
第二百六十三章 红丸案
宋徽宗把自己定义成为了太上老君这样一个即使是神仙里面也是帝王一般的存在的神仙，宋徽宗是不是很疯狂？
在历史上因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结果却是引发了惊天大案的，莫过于红丸案。
红丸案，为明朝三大案件之一。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死去。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
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三案分别是移宫案、红丸案还有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日晡（bu）（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而在当天，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新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10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简直是祸国殃民，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
关于明光宗朱常洛的死因，一说是过度劳累、病重而亡；一说是郑贵妃有意加害；一说是用药错误；一说（主要是魏忠贤一党）是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