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色道- 第14部分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日本政府和军部很清楚怎样利用日本人的这一自我“补偿”、自我疗伤的心理来麻醉士兵，鼓励日本士兵去“牺牲”，同时转移并发泄士兵为天皇、为国家上缴血捐充当炮灰的不满。对于被激起兽性的日本士兵来说，暴力发泄是最大的满足，强奸和玩弄从军慰安妇对于他们不仅是冲锋陷阵的奖赏和补偿，还是证明自己依然存在的手段。性生活是一个制造生命的开始，无法满足生命欲望的士兵，通过性生活感觉自己还活着，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消除牺牲的痛苦，得到补偿的感觉。



正直的日本学者千田夏光在他的《从军慰安妇》一书中对于日本政府和战地军官纵容士兵实施强奸的心理作了精辟的分析：



强奸事件理所当然是应该提交到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为什么军队对于这样违反军法的事件不闻不问？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理由：从昭和十二年（1937年——引者注）以来一直延续的中日战争中这样的事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将兵就要壮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性，这样反而使壮烈地侵犯妇女，成为其将兵如何勇猛的证据，这在日本军队中已经形成风潮了。



人们常说日本文化是集团社会的模式，的确日本兵在性侵犯方面，在一系列的强奸、轮奸的犯罪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精神。性行为几乎在所有开化社会中一般都是一种隐蔽的行为，而且人类的性行为和动物、兽类行为的最大区别，一般是极力隐蔽，防止被旁观、被窥视，而日本人却偏爱实施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彼此欣赏的集体犯罪。



自1931年发动“七七事变”以来，侵入其他国家的日本军队很快变成了一台疯狂发泄兽欲的机器，尤其是他们在1938年12月实施南京大屠杀期间，根据当时一些外籍驻华人士的计算，日军自侵入南京后，每天至少有1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奸或轮奸。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称：“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估计，当是（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集体犯罪中的奸淫案件举不胜举，这里仅摘录两段原日本侵华士兵大尉宫本的告白来举证。女同胞被强奸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在强奸者看来竟是日本民族的骄傲，他们通过军邮信件相互交流和炫耀强奸的性经验。大尉宫本是这样向他朋友吉川资炫耀他的强奸体验和感受的：

放纵与开放：体制的纵容与社会经济的诱导　日本“皇军”兽性的自我暴露与精神分析（2）





吉川资君：



……



我为什么这么仇恨这些女人呢？我的最好的朋友铃木真雄，在15分钟前惨死在突然飞来的手榴弹下；咽气时，他说，他连一个中国女人都没来得及碰，就死了，有点不甘心，让我代劳吧，别枉做一回男人。



我是边在心里喊着，铃木君，我在为你干，你感觉到了吗？



这些个女人不像昨天的女人，既不挣扎也不敢大叫，顺从地任我们轮流地跨上她们的身子。别的士兵听说我在为铃木干，于是都大声地喊起：铃木君，我们在为你干。



中国女人不比日本女人好，可这三个女人腰条比日本女人好；三个女人好像是用笔画出的美人，皮肤细腻，抓一把好像碰到婴儿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她们微微闭着眼睛，睫毛上挂着泪珠，两颊红红的，躺在地上不敢看我们。整整半天，我们才离去。



晚上，同乡田路朝一约我再去此深宅。



我俩摸进客房，见三个女人还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便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扑上去，你可能想象不到，她们的身体不再是热乎乎的，而是冰凉冰凉的。



我以为是在地上躺久了造成的，想把她们搬到闲置的床上。



田路朝一小声告诉我，她们全都死了。



我不信，再摸嘴唇，已经没有呼吸感了。三个女人都死了，很可惜。



我不会再有兴趣，田路朝一仍有兴趣，在一边奸淫这三具死尸。



明天再写，此信可妥善保存好。最近大本营有令，不允许返回本土的士兵谈在中国的一切所作所为。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



这个宫本所犯的强奸罪很多。强奸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一般是两三个或三五个结伙一起外出实施犯罪。单个的日本人是怯懦的、胆小的，因此单个外出比较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一般不敢独自冒险猎取中国女人，但战争期间集体强奸的事件很多。为了保证日本“皇军”身体和生命安全，日本政府还组织和支持这样的一种集体强奸方式，即强迫中国妇女做日军的慰安妇，这些中国慰安妇在他们眼里是温顺的猫。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个大尉宫本吧，在军邮信件中，宫本还向吉川资炫耀了他在南京强奸中国慰安妇的感受：



吉川资君：



……



慰安营是用木板搭的简易房子，离下关煤炭港不远；里面关押着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她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在当地征集的女人。



我们到达时，她们已经全部被强暴得温顺了，如同一群猫卧在地板上，守着炭火，一丝不挂，也不收费，只是等待着我们上去。有的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也许是怕她们跑还是怕她们挣扎，每个士兵都发了一个饭团子，说是捎给你干的女人，这是她们全天的口粮。女人们见到饭团子，红了眼，夺过去就吃，全然不顾我们在她们身上干什么。



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在我们接受慰安时，外面响了一阵枪声；后来听说是有人来劫夺这些慰安妇，结果被全部打死。



待我们集合等待离去时，又有80多名当地女人被押进来，填补有些体力不支的慰安妇位置。



今天写到这里，长官说中国很快就要投降了，这样，明年三四月就能返回本土了，也能和你在一起了。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



发信者这样津津有味地炫耀着，相信收信者在另一地也在不断地分享着、羡慕着他们的强奸生活。



在日本国内人们对成功人士的性放纵通常会比较宽恕，这种纵容心态使日本人到国外马上发展到变态的侵犯，日军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恣意强暴和践踏中国女性，以作为军队的一种“减压阀”。从历史文化上看，慰安妇存在的根源首先是旧武士生活的复活，武士追求的就是即时行乐，日本“皇军”在shè精并满足之后，便可以去死，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日本“肉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田村泰次郎在小说《雾》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肉体是他们活着的唯一证明，精神的作用无助于他们活着，“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吃、喝、睡”，“既与敌人斗，又追逐女人，这样，自己才品尝到活着的滋味”。



其实在后方的日本男性未尝不是如此。这种变态行为和变态心理在日本是相对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被派遣到战场的日本“皇军”士兵因完全“解放”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放纵与开放：体制的纵容与社会经济的诱导　阴阳不调：缺失的丈夫与“不伦”的主妇





“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于40年代或战后的妻子中，婚外情的现象依然很多，此时导致她们搞婚外情的原因则主要在她们的丈夫，因为这一代日本男人几乎是无性的人，就像是无性的“工蜂”。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爱的愉悦。大多数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可谓是精力旺盛，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性生活中却丢掉了尊严。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不把工作和做爱带回家。”实际上“丈夫因为工作疲于奔命，妻子在养育子女上消耗体力，双方都没有余力在性爱方面浪费能量”。等到夫妇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解除后，丈夫已经快阳痿或已经阳痿，妻子快进入更年期或已经是更年期了。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孩子“拒绝上学症候群”的现象一样，在日本丈夫身上也出现了一种“拒绝回家症候群”现象。日本的企业流行“残业”（即下班后的加班），日本男人也喜欢加班，这样可以晚回家，即使不加班可以早回家，他们也要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喝酒，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直到深夜或者快天亮才回家，即使回家往往也是已经大醉了。



丈夫拒绝回家的原因也许是拒绝上妻子的床，日本男人往往色厉内荏，很脆弱，害怕失败，失败的时候很爱哭，一失败就完全认输，甚至委靡下去。在骄纵文化培养之下的日本大男子喜欢并依赖妻子或其他女人的鼓励，日本男人害怕妻子对自己的性器进行“小”或者“弱”的评论，偏偏这类评论在今天的日本流行起来。日本人认为：“男性性器相当于男人本身，而且是男性的一种象征，所以贬低男人的性器，可以说是否定了丈夫作为男人的人格，这对丈夫来说的确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男人的失责导致了女人的出轨，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在家务事结束之后免不了寂寞，性的欲望因此袭来，她们对于性的享受和追求，从她们各类性的告白书中反映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告白书在日本非常流行。



与日本中年女人对婚姻体制感到焦虑相反的是，中年男人对体制感到疲惫。日本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显示：在40～45岁的男性中，ED的比例为16％，在40～50岁的男性中，比例为20％。所谓ED是ErectileDysfunction的略称，意为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障碍。另一个调查甚至说在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患有ED。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勤劳男人的晚归导致妻子性欲的不满足，于是婚外情（日本人所谓的“不伦”）蔓延开来。“情人旅馆”、“温泉旅馆”也因此生意兴盛起来。旅日华人林女士的朋友、即和她同居一室的“沈姐”在东京一家名叫“四角儿苹果”的情人旅馆做清洁工，林女士因为要和沈女士一起结伴回家，偶然目睹了其中的浪漫故事：



因为她（沈姐——引者注）的“四角儿苹果”，离我（林女士——引者注）洗碗的料理店很近，有一次周末我下班后，想和她搭伴儿一起回家，就跑到那间霓虹招牌挺动人的旅馆去——这算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走进日本的情人旅馆：从小楼的入口处开始，就像医院的走廊一样，狭窄的过道上，一排靠墙的长板凳上，毫无间隙地挤满了男男女女，以年龄二十左右者为主。已经坐不上位置的，就只好凑合着，双双相依相拥地，占领着但凡不影响走人的过道空间。等待中的客人，不下二三十对。他们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酝酿之中，一切都表现得再自然、再天经地义不过，看不到丝毫的羞怯、掩饰和对旁人的顾虑。



显然这是以小时收费的服务行业，沈姐的钱，看来也不好挣。她必须以最麻利的动作，更换十几个“爱巢”被狂欢搅和过的一堆堆卧具……东京黄金地段周末的性生意，竟火爆成了这样！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只顾往里面疾走想找到沈姐告诉她我来也。马上有好几个声音，对我发出了怒吼：“排队！”“不许插队！”我被吼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是我有生之年经历过的顶尴尬的一个瞬间。



日本战后一大变革就是，在婚外情上男女平等了，它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由于日本男人或丈夫不断地寻找外遇，使女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