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伊尼特》（注：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它拼构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风习，以感化各个阶层的人，从未开化的牧人到昏聩麻木的宫廷老臣的心灵。它善于回忆童年的美好印象，也会抓住小小的时疫和灾祸，借以加深恐惧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便有以下这种奇妙事情产生，圣·雷翁（注：公元４４０年当选为教皇。在位期间，遇匈奴可汗阿蒂拉进攻罗马，他亲自出面求和，送了许多礼物，才使阿蒂拉撤退。）（Ｓａｉｎｔｌéｏｎ）教皇不用武力，就顶住了野蛮的阿蒂拉及其蛮兵蛮将的进攻，这支蛮军刚刚使中国、波斯和高卢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依我之见。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１５０６）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１６６５年２月１５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大约在１６６４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１５２７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
一个罗马人，尤其是一个中世纪的罗马人，决不是只说不做的人。空口说大话在意大利，比在世界任何一国都要被人瞧不起。
能对自己说出这番话的人，就叫弗朗索瓦·桑西。１５９８年９月１５日，他就在妻子女儿眼皮下被人杀死。这个堂璜没有给我们留下半点可爱的东西，他并不像莫里哀笔下的堂璜，因为想做个有教养的人，而陶冶、改变自己的性情。他所以想到别人，仅仅是想显示自己比他们优越，想利用或者憎恨他们。堂璜决不会在别人的好感，美好的遐想和温柔之心的幻觉中体验到快乐。他需要的快乐，首先就是胜利，就是引人注目，就是被人承认。他需要的是无礼的勒波莱洛在伤心的埃耳维尔眼前打开的那份名单。（注：勒波莱洛是堂璜的心腹。埃耳维尔是堂璜的妻子。他打开的名单上记有堂璜追求的１０１个妇女的名字。详见莫扎特的歌剧《堂璜》。）罗马堂璜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个性。他不像莫里哀笔下的那个堂璜，把自己的隐情告诉仆人。他没有知己，也不乱开口，说的都是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话。莫扎特写的堂璜，有时还有点真情实意，还有点惹人喜欢的快活劲儿，使得我们原谅他的荒唐，可这一切在罗马堂璜身上是丝毫不存。一言以蔽之，我要描绘的是个丑恶的形象。
我原来只打算研究他的个性，不准备叙述，因为它只会使人厌恶而不会使人觉得好奇。可是我说实话，几位旅伴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实在无法拒绝。１８２３年，我有幸和几位可爱的人一起游历了意大利。那次旅游让我终生难忘。我和同伴们一样，都被贝阿特丽丝·桑西的那幅精美的画像迷住了。今天在罗马巴贝利尼宫，还可见到这幅画像。
现在，巴贝利尼宫的画廊里，只剩下七八幅画了。不过其中四幅是杰作。第一幅出自拉斐尔之手，画的是他的情妇，著名的弗纳丽娜的肖像。这幅画是地道的真迹，不容置疑。今天还可找到几张临摹它的作品。它与佛罗伦萨画廊里被认为是拉斐尔情妇的肖像截然不同。那幅肖像还被摩根以拉斐尔情妇的画名制成了版画。当然，那幅画不是出自拉斐尔之手。看在这位伟大画家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愿意原谅这一小通离题话。
巴贝利尼宫的第二幅珍藏是基多的作品。这就是贝阿特丽丝·桑西的肖像。人们平常看到的她的像，有许多印制太差。这位大画师在贝阿特丽丝的脖子上画了一小块起皱的布，头上顶了一块花帕。他没有如实地画出她特意订制的临刑时穿的衣服，也没有画出这位年方二八，刚陷入绝望之境的可怜少女蓬乱的头发。他怕这样画出来过于真实，反让人感到恐怖。在他的笔下，姑娘面部秀美，目光温柔，眼睛大大的，那个惊诧的模样儿，就像是一个人在号啕大哭时冷不防被人撞见似的。她的头发金黄，煞是好看。在这个面庞上，看不出罗马人的傲气，以及常常从某个“台伯河之女”（注：台伯河流经罗马，因此台伯河之女即罗马女人。）坚定的目光里流露的自信。那些罗马女人常常自豪地称自己为“台伯河之女”。可惜读者将从下文获知的惨案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间色调变成了砖红色。
巴贝利尼宫画廊的第三幅杰作是卢克莱丝·佩特洛尼的肖像。她是贝阿特丽丝的继母，与她一同被处死。这是个典型的罗马妇人，天生漂亮而高傲。她容貌华贵，皮肤白皙，眉毛又黑又浓，目光热切含着肉欲，与继女温柔、单纯，近乎德国人的面容适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幅画像是提香的一幅杰作，图像逼真，色调鲜明。那是一个希腊女奴，著名执政官巴巴利戈的情妇。
几乎所有的外人一到罗马，就要让人先领着去参观巴贝利尼宫的画廊。他们，尤其是妇女，都是被贝阿特丽丝·桑西及其继母的肖像吸引去的。我也有与众相同的好奇心。接下来，一如众人，我设法读到了这个著名案件的材料。案卷里除了被告的答词，其余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我想，要是别人也有机会读到这些文件，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叙及案情，这是因为１５９９年，这个案子在罗马是尽人皆知的。我花了一笔钱，获准抄录一份当时的叙述。我认为把它翻译出来，不会有什么不当。至少，这份译文能在１８２３年的女士面前高声朗读。当然，在某些地方译者无法忠实于原文时，也只能作罢，因为那些恐怖的场面会使读者大倒胃口。
真正的堂璜这个可悲的角色（即不想适应任何理想的榜样，一心只想与舆论作对的人），其可恶的作为在此被全部揭露。他犯了残暴的罪行，迫使两位不幸的妇女让人当她们的面把他杀死。这两位妇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女儿，而读者大概也不敢判定她们是否有罪。不过当时人们都觉得，她们不该被处死。
我认为，嘎雷奥托·曼弗雷第的悲剧（他被自己的妻子杀死，大诗人蒙梯曾写过这一题材）以及十五世纪很多不大为人所知，仅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史上稍加提及的家庭悲剧。其结局都和佩特莱拉城堡的惨剧相似。下面便是那篇记叙文的译文。原文成于１５９９年，是用罗马的意大利文撰写的。
１５９９年９月１１日，圣父教皇克莱芒八世阿尔道勃朗迪尼治下，雅克和贝阿特丽丝·桑西兄妹，以及其继母卢克莱丝·佩特洛尼因弑父杀夫罪被处以极刑。以下是案情实录。
弗朗索瓦·桑西出生于罗马，是最富有的市民之一。他一直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最终死于非命。他的几个刚武勇猛的儿子，以及他的女儿贝阿特丽丝，都被他害得过早地死亡。虽然（四天前）贝阿特丽丝被处死时刚满十六岁，却已被视为全意大利和教皇统治的国家里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有消息说，上星期五，也就是可怜的贝阿特丽丝被处死的前一天，可敬的波伦亚画派的学生基多·雷尼先生愿意为她画一帧像。倘若这位大画家完成这幅作品，如同他在这座京城完成的其他作品一样出色，那么对这位绝色女子的姿容，后世就能多少有所了解。为了使后人了解这位少女遭受的无与伦比的不幸，以及这位具有真正的罗马品质的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