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5部分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第04章

药力的作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我醒来时嗅到那位先生脑浆的刺鼻的气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阵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断拍打着沙发，这时我听到有动静，克莱尔就睡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还好吗？”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声地说，“就当是场噩梦。”

“递给我一杯水好吗？”我说，她去了厨房。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我把我记住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她靠近我坐着，给我揉膝盖，手里还端着水杯，关注地听着，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交谈得太少了。

她在七点钟时要去查房，所以我们一起烧早饭，早餐的内容是华夫饼和咸肉。我们就在厨房的柜台上用餐，前面有一台小电视机。六点的早间新闻一开始就是人质的内容，人质危机时楼里有几声枪响，楼外围了许多人，当危机结束时，我们这些人质中有几个匆忙离开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机是这个新闻电视台的，它的摄像机紧紧地瞄准我们的窗子，当那位先生向窗外窥视时，可以看到他，但时间很短，仅仅几秒钟。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岁，越战老兵，有过前科，但不严重。在新闻之后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抢劫遭逮捕时留下的档案材料，但看起来并不太像那位先生，没有胡须，没戴眼镜，看起来也更年轻一些，新闻报道说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吸毒。但这次犯罪的动机尚不明确。也没有家人出现。

对于这条新闻没有外界评论，这一报道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是天气预报，报告说下午晚些时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这以前已下过一场大雪了。

克莱尔开车送我去上班，当时才六点四十分，当我发现我的汽车旁边已停了几辆其他进口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停车场从没有空闲过，我们有些人就睡在办公室里。

我答应她在上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她，这样午饭我们就在医院里吃。她告诉我要悠着点，起码在这一两天要注意一些。

我该做些什么呢？躺在沙发吃药片吗？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厅里的两个十分警觉的保安人员道了早安，四部电梯中有三部开着门在等候上班的人们，我挑选了一下，还是走进昨天早晨与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电梯，当时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现脑海。

立刻有一百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座楼？选择了我们公司？在进入大厅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在哪儿来着？通常在前面巡视的保安人员当时到哪儿去了？每天这里都有几百名律师进进出出，为什么选中了我？为什么选中了六楼？

他在追求什么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仅为惩戒几位有钱而又不够慷慨的律师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钱而且更贪婪的人去报复。

他问的一个问题“有谁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赶走过”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会儿就不再想了。

电梯停了下来，我走出电梯，这一次没有人跟在我身后。戴维尔太太这时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睡觉，六楼里十分清静。在她的办公桌前我停了下来，看了看通往会议室的两扇门。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门打开，这就是乌姆斯特德站在那里时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射中那位先生头颅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打开灯的开关。

就好像这里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会议室桌椅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那位先生死时弄脏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换。墙上新涂了一层漆，甚至在当时拉夫特头上天花板上的弹孔都不见了。

公司的头头们昨天夜里一定花了不少钱把现场搞得如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一整天这间屋子肯定会吸引一些人来看，但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的。这样只能耽误他们一会儿时问。我们这个崭新的办公室里不能有一丝社会渣滓的痕迹。这种掩饰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钱的白人。我还期待什么呢？还要立个纪念碑吗？还是留作纪念馆呢？还要让那位先生的流浪汉同伙送来一束束鲜花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这种新漆的气味让我有些恶心。

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以前知道每天送报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邮报的城市版的第一页，在中间折叠线下，就是德文·哈迪被击毙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质危机的长篇报道。

我很快就读完了全文，因为我认为我比任何记者对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从报上知道一些新的内容。那些红棒棒并不是炸药，而是把扫帚把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缠上吓人的银白色胶带，把我们这些人吓得灵魂出窍。枪是真的，0。44口径的自动枪，是偷来的。

因为这是邮报，所以对德文·哈迪的报道比对我们这些人质报道要多，报道内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满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没说一句话。

根据在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莫迪凯·格林的人说，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

对于这次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

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来了，这时八点还差几分，她满脸微笑，手里端着一盘她自己烤的小点心。她看到我来上班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实际上，我们这九个当过人质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来的。看来谁要是仍呆在家里让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种明显软弱的标志了。

“阿瑟来电话。”波利说。在我们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个，但只有一个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厅里走来走去时人们不用姓来称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级股东，是总经理，是公司的原动力，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说公司也有心脏和灵魂的话，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谈过三次话。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他称赞我的勇气和临危不惧，让我感到我几乎成了英雄。我纳闷，这些情况他怎么会知道。他可能先和马拉穆德交谈过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来。这样一来就有热闹了，乌姆斯特德和那个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点钟要会见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会议室，并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录像。

“为什么？”我问道。

“诉讼部门的那帮伙计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道。尽管他已八十岁的高龄了，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控告警察。”

“当然。”我说。

“而且他们还可能把我们也推上被告席。人们对于任何事都可能会控告的，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如果没有诉讼案我们这些律师还有什么用？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接着又去找下一个人质。

九点钟时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传闲话的人，都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但更对一些细节感兴趣，都急于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在客人来访停下来时，我坐下来，看着我那成堆的需要处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伸手去取。

情况不一样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办公桌并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耸耸肩就把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复过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红棒棒，还有五颜六色东倒西歪的导火线。他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去搞这些玩艺儿来筹划这一行动。他偷了枪，又选择了我们的公司，结果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命也丢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谴责过他。

我终于离开了。交通状况会越来越差，有一些我很难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讪，两个记者打来电话。我告诉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诉我别忘了同阿瑟的会晤。我钻迸我的汽车，发动后打开暖气，我坐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思想在斗争到底有无必要再旧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会不安的，没有人对阿瑟的约会爽约。

我把车开起来。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机会，我已受到心理的创伤，我不得不离开，阿瑟和公司的人会让我休息一会儿的。

我朝乔治顿那个方向驶去，也没有具体目标。云层越来越黑，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清理路面积雪的人已做好了准备。在M大街我看见一个乞丐，我当时怀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这些流浪汉在暴风雪中到哪儿去呢？

我给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正在做抢救手术，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我们打算在医院进行的浪漫的午餐看来就算告吹了。

我转向东北方向驶去，经过洛根广场，进入这座城市比较差的区域，我来到十四街，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我把车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处的路边，我想我肯定将再也见不到我的车了。

事务所占了整个大楼的一半，它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楼，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顶楼的窗子上钉着胶合板，那胶合板已有年头了。与搂相邻的是个自助洗衣店，门面看起来很脏，不远处就是许多破旧的房屋。

入口处有一个天篷，是刺眼的黄色，我不知道是应敲敲门还是直接闯进去。门没有锁，我轻轻地扭动门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按类别划分的律师办公室，但与德雷克和斯威尼的办公室大不相同，那里是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大办公室是四张金属桌子，每个上面都堆满了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满了档案材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废纸篓已满满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团成了纸团，扔得满地都是。靠一面墙立着文件柜，颜色不一。文字处理机和电话机都有十年的历史了。木制书架每层隔板中间都塌陷了，一张很大的已褪色的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挂在后墙上。从这个屋子还隔出几间小办公室。

这间屋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