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37部分

第32章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

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

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

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

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

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

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奸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

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

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

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

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

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

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

“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

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

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

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

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

“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

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

“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第33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

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

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

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

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

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

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