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结核病，第二步是供应三套衣服，包括内衣、袜子等。每人每月可回来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来，衣服就不愁了。这些衣服不是破烂货。每年捐赠的衣服他们穿都穿不完。”
“只供应一年？”
“对，一年期满就得走人。起初看起来这种做法好像不讲情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立。每个进来的人都必须在一年内戒毒戒酒，学得一技之长，找个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到一年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少数人愿意永远留下来。”
一个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长串钥匙走过来给我们开门，随即就离开了，我们就地办公，准备提供咨询，莫迫凯手持记事板走向门边，按照名单顺序开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躯肥胖，差点撑破门框。他在我们对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响。他穿一件绿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短袜，脚穿一双橘红色的橡胶雨鞋。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下锅炉房上夜班，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走时将他的财物席卷一空，于是他债台高筑，无处栖身，只得求助于避难所，对此他颇感惭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说。我替他难过。
他欠下了一大堆债，银行正向他索债，眼下他寄身于避难所是为了躲债。
“我们来设计一个破产吧。”莫迪凯对我说。我不清楚如何设计破产，虽然点头了心中却将信将疑，路德看上去很满意，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填好表格，他开开心心地离去。
下一个咨询者名叫托米。他姿态优雅地飘然而入，伸出一只十指涂得鲜红的手，我握了握，莫迪凯没有。托米正全力戒毒，以前吸食过廉价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且拖欠税款。三年来他一直未交税，国家税务部某一天忽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另外他还拖欠几千块子女抚养费，得知他已当了父亲，不管是什么样的父亲，我心中略感宽慰。戒毒过程异常艰巨，每天都不能中断，这使他无法工作。
“你不能不付子女抚养费，也不能拖欠税款。”莫迪凯说。
“我正在戒毒，无法工作。如果我停止戒毒，就会重蹈覆辙。我无法工作又不能宣布破产，我能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在你戒断毒瘾，找到工作之前，什么都别操心。到时与我们事务所的迈克尔·布罗克联系。”
托米笑了，向我眨眨眼睛，又飘然而出。
“我想他欣赏你。”莫迪凯说。
厄列又拿来了另十一个人的名单，门外排起了队。我们分头办公，我到房间的另一头，莫迪凯呆在原来的地方，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接待两个人。
我接待的第一位是面临着贩毒指控的年轻人。我做了详细笔录，以便随后与莫迪凯商量。
第二位的情形使我感到震惊：白人，四十岁左右，没有纹身，脸上无疤痕，牙齿整齐，没戴耳环，眼睛没充血，也没酒糟鼻子。他的胡子一周末刮，头发有一个月未理。我与他握手时注意到他的手柔软而潮湿，他叫保罗·佩勒姆，三个月前进入避难所，曾当过医生。
吸毒，离异，经济上入不敷出，以及行医执照被吊销，所有这些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一切都在不久前发生，又好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他只想找个人倾诉一番，这个人最好长着一副白面孔。偶尔他会瞥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莫迪凯。
佩勒姆过去是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一名杰出的妇科医生，那时他拥有宽敞的住房、奔驰车、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儿女。他先是服用轻度毒品，随后愈陷愈深，开始尝试可卡因，并与在他诊所工作的多名女护士有染，他兼营房地产和金融业。一次，他为一位妇女做正常的分娩时，婴儿死了。婴儿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部长，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随即是官司缠身，名誉扫地。他服用更多的毒品，私生活愈加放纵，一切全毁了。他从病人身上染上性病，再传给妻子，他的妻子分得全部家产，迁往佛罗里达州。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短暂的贫民律师生涯里，对于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每一个咨询者，我都想知道他们沦落街头的每一个细节。我不想让这样悲惨的境遇落到我的头上，像我这样阶层的人不应担心会落到如此下场。
佩勒姆很令人着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看着我的当事人，而且可以说，对了，大概他讲的情况和我很相近。生活会随时毁了任何一个人，他很愿意谈论这种事。
他暗示说可能有人在跟踪他。听他说了一大通后我正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找律师，这时他说：“我的破产背后有隐情。”
我俩谈话时莫迪凯正一个个地打发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笔准备记录：“什么样的隐情？”
他说他的破产律师被骗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诉说银行的过早关门导致了他的破产，说话时他声调柔和，语音低沉。每当莫迪凯向这边投过一瞥时他便打住不说。
“还有。”他接着说道。
“什么？”我问。
“你能替我保密吗？我的意思是我曾雇过许多律师，我付报酬，上帝可以作证。”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不会有报酬，但有无报酬并不影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一个字也不会。”我忽然明白隐身于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华盛顿闹市区的一家无家可归者避难所，是躲避追踪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第21章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