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24部分

“我们有豁免权。”加斯科说，眼光掠过他的同伙。

“要是那样才真叫见鬼呢。”

克莱尔拿着摄像机回来了。“你告诉过他们我不住这儿吗？”我问。

“是的。”她说着举起了摄像机。

“有种就接着搜，小子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这是非法的。你们早该住手，当然你们不愿意。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更对你们的胃口。本来你们还有救，这下就等着瞧吧。”

“胡说八道。”加斯科反驳道。他们极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师，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们并未发现我住在公寓，也许我说的会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没底。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样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理加斯科。“你们的姓名？”我问那两个着制服的，他们出示了警徽，分别叫做拉尔夫·利利、罗伯特·布洛尔。“谢谢，”我故作胸有成竹状，“你们是第三、第四被告。还不快滚？”

“那份档案在哪儿？”加斯科问。

“我不住这里，档案怎会在这里？这正是你将被起诉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诉不起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好。谁是你的律师？”

他一时答不上。我向书房走去，他们不情愿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档案不在这里。”

克莱尔用摄像机把他们一一摄下来，使他们收敛了许多。他们窸窸窣窣地向门边退去，布洛尔的嘴里嘟哝着律师什么的。

他们走后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莱尔靠着厨房的长桌啜饮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过去了；她又变得安静，甚至有点冷若冰霜。她不愿承认心中的恐惧，极力掩盖她的柔弱无助的感觉；很显然，她不想让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里写些什么？”她问。

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说来话长。”换句话说，最好别问。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诉他们吗？”

“不，起诉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赶走他们。”

“你做到了。他们会回来吗？”

“不会。”

“太好了。”

我将搜查令折起来塞进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时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静地躺在我新公寓的墙壁里。

“你告诉过他们我现在的住处吗？”我问。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处。”她答道。接下来我俩都没说话，我满以为她会问我的新住处，可她没有。

“我为今晚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莱尔。”

“没什么，只是要保证它不再发生。”

“我保证。”

道别时没有拥抱，没有吻，没有身体间的任何接触。我只是道了一声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门。这正是她所愿意的。

第20章

星期二是“创建非暴力社区”招募新会员的日子。这个社区是华盛顿特区迄今为止最大的避难所。与往常一样，还是莫迪凯驾车，他计划第一周带带我，再放手让我单干。

我对巴利·纳佐的威胁和警告置若罔闻。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针锋相对我丝毫不感到讶异。凌晨前对我的前住处的粗暴的突击搜查正预示了随后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告诉莫迪凯我以前的所作所为。

汽车一发动我就对他说：“我和我妻子已经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凯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有这样糟糕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他转头看我时车差点撞到穿越马路的行人。

“别难过。今天凌晨，警察突击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仅仅是冲我而去，更具体地说，是冲着我离开公司时带走的那份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是关于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的那份文件。”

“说下去。”

“我们现在知道，德文·哈迪挟持人质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将他逐出家门收回房屋的缘故。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另外十六个人，以及一些儿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个废弃仓库的地权恰好为河橡公司所有，他们打算在那儿造一座大宗邮件服务中心，工程造价两千万。”

“我知道那个仓库，一直有人擅自强住。”

“但他们不是占住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光凭猜测呢，还是有真凭实据？”

“眼下只是猜测。文件已经窜改，有人做了手脚。一位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律师帮办负责这项龌龊的工作，他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将那些人扫地出门。他现在成了我的内线。他写了一张匿名便条，告诉我将那些人驱逐是违法的，他给了我档案柜的钥匙。昨天起，他再没去上班。”

“他哪里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给了你钥匙？”

“他没有亲手交给我，他把钥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注明了使用方法。”

“然后你就那么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来没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务所把文件复印下来，在路上与某个闯红灯的笨蛋撞在一起，结果我就住进了医院。”

“就是那份我们从你车里找到的文件吗？”

“正是，我本想去复印它，然后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样就没人会发觉。”

“我并不认为那样做很明智。”他想骂我蠢驴，但碍于我们关系尚浅，没能出口。

“文件里少些什么？”

我把情况做了一番简单介绍，包括河橡公司的历史，以及它急于拿到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压力就在于要把这块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尔马第一次去仓库时，就遭到了痛击，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放进档案。第二次去时，他带了一个保镖，回来时却发现备忘录不翼而飞。当初他确实将它归档了，很可能是布雷登·钱斯取走了。”

“那么备忘录上写些什么？”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预感，赫克托检查了那座仓库，发现了住在临时公寓的人。他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实际上付房租给蒂尔曼·甘特利。这样他们就不属于擅自占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赁法的保护，可是为时已晚，拆屋的吊车隆隆地开过来了，关闭那座仓库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这笔交易中大捞一笔，所以他无视那份备忘录。住户们最终被赶了出来。”

“总共有十七个人。”

“是的，另外还有些儿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吗？”

“知道。有人给了我一份名单，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帕尔马，他把名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些人，我们就有证人了。”

“兴许吧。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经恐吓过他们，他惯于恫吓，自以为是教父之类的角色。他要让什么人闭嘴的话，别人只得照做，否则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对不对，莫迪凯？我们去找他，折腾折腾他，他一招架不住就会招出来。”

“在大街上浪费时间？我雇了一个笨蛋。”

“他看见我们保准会吓得躲开。”

这时的俏皮话听起来一点都不幽默。汽车内的取暖装置好像也失灵了，虽然热气扇一直在呼呼地吹着，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从中牟利多少？”他问。

“二十万，他半年之前就买下了，档案中没有购价记录。”

“卖主是谁？”

“市当局，仓库本来是报废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过一万。”

“回报不错。”

“确实如此。这对甘特利的境况来说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来是个经营小本生意的人，做过联式公寓业务、洗车服务，开过冷冻食品店，进行过规模不大的商业投机活动。”

“他为什么买下这座仓库，把它当做廉价公寓出租？”

“现金交易，比方说，他花五千买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围墙、装修几个厕所，再装上电灯，就开始营业了。先是放风出去；接着要求租房的人来了；每月一百块，只收现金。他的租户并不关心什么书面证明。他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始终像一个垃圾场，这样如果市当局来人检查，他就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擅自占住者，他答应赶他们出去，但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种事情多啦，属于不规范的房屋出租业务。”

我几乎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市当局对此视若无睹，但幸好我及时打住了。答案是明摆着的。数不清的无盖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车破旧不堪，屋顶坍塌的学校，窄小拥挤的医院，五百名无家可归的母亲和找不到一片栖身之地的儿童，只要看看这些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位行事与众不同的房东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正是他给流落街头的人提供了住处。

“你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赫克托·帕尔马呢？”他问。

“我想公司不会解雇他，他们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他们另有七个分部，所以会把他藏到其中的一个。我会找到他的。”

我们到达了闹市区。他忽然指给我看：“看那些重重叠叠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就是蒙特·弗农广场。”

它有半个街区那么大，围墙很高，阻断了外面人的视线。活动房屋形状大小不一，有些已破败不堪，全都脏兮兮的。

“这是城里最糟糕的居住区，那些是政府给华盛顿市的旧邮政车，市政府的官员们真够聪明，让无家可归者居住。他们一个个像沙丁鱼似的挤住在里面。”

在第二大街与D街的交界处，他指给我看一幢长长的三层楼建筑物——一千三百人的栖身之处。

“创建非暴力社区”由一群反战分子建于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们聚集在华盛顿抗议示威，给美国政府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在国会山周围抗议期间结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于是合在一处。后来他们多次搬迁，住处越来越大，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战结束后，他们转而关注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们中涌现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积极分子，他很快变成了流落街头者的充满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创建非暴力社区”找到了一所废弃的二年制专科学校。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因此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他们开进六百人，那所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总部和家。政府想方设法驱赶他们，但终难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进行了五十一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漠不关心。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前的一个月果断地宣布了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模范避难所的计划，斯奈德这才停止了绝食。人人皆大欢喜。里根再次当选后食言，种种肮脏的官司纷至沓来。

市当局于一九八九年在东南部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难所，计划迁徙社区内的住户，但他们拒不搬出，且根本无意离开。斯奈德宣称他们正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围攻。一时谣言很盛，有人说社区内聚集了八百名无家可归者，贮存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即将有一场流血冲突。

市当局只得让步，并设法安抚他们，社区内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于一九九○年自杀身亡，市当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我们到达那里时快八点半了，正是许多人出门的时刻。他们中许多人有工作，绝大多数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门口闲荡，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在冷冽的清晨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走进底楼，莫迪凯与躲在防弹玻璃后的门卫打声招呼，再签个名，我们走过大厅，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我极力想忘掉我的肤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着装相当得体。以前的日子我一直与富裕为伴，而现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们年轻，桀骜不驯，绝大多数有前科，囊中空空，他们会扭断我的脖子，抢走我的钱包。我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皱着眉头，眼光向下。我们在人会登记处停下。

“凡加入者终生不得接触武器和毒品。”莫迪凯开口道，一边注视着匆匆下楼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丝安慰。

“你在这里从未感觉害怕过？”我问。

“习惯了。”说得轻松，他只是说说而已。

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前来咨询者的名单，莫迪凯取下记事板，我们仔细推敲着客户的名单，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数略低。”他说。我们等人开门时，他告诉我详细情况，“那边是邮局。这件工作的麻烦之一是与客户保持联络，他们的地址经常变动。好的避难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