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 第25部分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