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看表,很急的样子,他说:“好吧,你讲,小心,骂人是没有好处的,你骂人明天你就在香港了。”我对他笑笑,我说:“这又不是小孩子吵架,我不会骂你粗话,但是你们移民局所提出的几点都不正确,我要申辩。”他说:“你英文够用吗?”我点点头。他叹了口气坐下来,点了烟,等我讲话。
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大口气,开始告诉他:“这根本是一个误会,我不过是不小心买了两个飞机场的票而已。(这一点国内旅行社要当心,只可卖同时到Heathrow换机的两张票,减少旅客麻烦。)你们费神照顾我,我很感激,但是你所说的第一点理由,不承认我的国籍,我同意,因为我也不承认你的什么大英帝国。
“第二,你说我申请入境不予照准,请你弄明白,我‘没有申请入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场都设有旅客过境室,给没有签证的旅客换机,今天我不幸要借借路,你们不答应,这不是我的错误,是你们没有尽到服务的责任,这要你们自己反省。我没有申请的事请不必胡乱拒绝。“第三,我没有偷渡入境的意图,我指天发誓,如果你不信任我,我也没法子拿刀剖开心来给你看。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少数的害群之马做过类似的事情,使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还是要声明,我没有偷渡的打算。英国我并不喜欢居住,西班牙才好得多。
“第四,你绝不能送我回香港,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目的地,如果你真要送我回去,我转托律师将你告到国际法庭,我不怕打官司,我会跟你打到‘你死’为止。至于‘驱逐出境’这四个难听的字,我请你改掉,因为我从清早六点到此,就没有跨出正式的‘出境室’一步,所以我不算在‘境内’,我始终在‘境外’,既然在境外,如何驱逐‘出境’?如果你都同意我所说的话,改一下文件,写‘给予转机西班牙’,那么我也同意签字;你不同意,那么再见,我要回拘留所去吃晚饭了。现在我讲完了。”
他交合着手,听完了,若有所思的样子,久久不说话。我望着他,他的目光居然十分柔和了。“陈小姐,请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家伯父、家父都是律师,我最小的弟弟也学法律,明年要毕业了。”(简直答非所问。)
他大笑起来,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拍拍我,对我说:“好勇敢的女孩子,你去吧,晚上九点半有一班飞马德里的飞机,在Heathrow机场。欢迎你下次有了签证再来英国,别忘了来看我。你说话时真好看,谢谢你给我机会听你讲话,我会想念你的。对不起,我们的一切都获得澄清了,再会!”
他将我的手拉起来,轻轻的吻了一下,没等我说话,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这一下轮到我呆住了,玛丽亚对我说:“恭喜!恭喜!”我勾住她的肩膀点点头。疲倦,一下子涌上来。这种结束未免来得太快,我很感动那个移民官最后的态度,我还预备大打一仗呢,他却放了我,我心里倒是有点怅然。
猪吃老虎的游戏
回拘留所的路上,我默默的看着窗外。玛丽亚说:“你好像比下午还要悲伤,真是个怪人,给你走了你反而不笑不闹了。”
我说:“我太累了。”
回到拘留所,大家围上来问,我笑笑说:“去西班牙,不送回香港了。”看见他们又羡慕又难过的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希望大家都能出去。
劳瑞对我说:“快去梳梳头,我送你去机场。”我说:“坐警车?”他说:“不是的,计程车已经来了,我带你去看英国的黄昏,快点。”
他们大家都上来帮我提东西,我望了一眼墙上的大力水手图画,也算我留下的纪念吧。那个被我叫瞎子的大老板警官追出来,给了我拘留所的地址,他说:“到了来信啊!我们会想你的,再见了!”我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佛说:“修百年才能同舟。”我想我跟这些人,也是有点因果缘分的,不知等了几百世才碰到了一天,倒是有点恋恋不舍。
劳瑞跟计程车司机做导游,一面讲一面开,窗外如诗如画的景色,慢慢流过去,我静静的看着。傍晚,有人在绿草如茵的路上散步,有商店在做生意,有看不尽的玫瑰花园,有骏马在吃草,世界是如此的安详美丽,美得令人叹息。生命太短促了,要怎么活才算够,我热爱这个世界,希望永远不要死去。
车到H机场,劳瑞将我的行李提下去,我问他:“计程车费我开旅行支票给你好不好?”他笑了笑,说:“英国政府请客,我们的荣幸。”
我们到H机场的移民局,等飞机来时另有人送我上机,我一面理风衣,一面问劳瑞:“你玩过猪吃老虎的游戏没有?”他说:“什么?谁是猪?”我说:“我们刚刚玩过,玩了一天,我是猪,移民局是老虎,表面上猪被委屈了十几小时,事实上吃亏的是你们。你们提大箱子,陪犯人,又送饭,打字,还付计程车钱。我呢,免费观光,增了不少见识,交了不少朋友,所以猪还是吃掉了老虎。谢啦!”
劳瑞听了大声狂笑,一面唉唉的叹着气,侧着头望着我,半晌才伸出手来说:“再见了,今天过得很愉快,来信呵!好好照顾自己。”他又拉拉我头发,一面笑一面走了。
我站在新拘留所的窗口向他挥手。这个新地方有个女人在大哭。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挥挥手,我走了,英国,不带走你一片云。(套徐志摩的话。)
寄语读者
三毛的流浪并没有到此为止,我所以要写英国的这一段遭遇,也是要向国内读者报道,如果你们不想玩“猪吃老虎”的游戏,还是不要大意,机票如赴伦敦换机,再强调一次,买Heathrow一个机场的,不要买两个机场的票。
又及:我来此一个月,收到八十封国内读者的来信,谢谢你们看重我,但是三毛每天又念书又要跑采访,还得洗洗衣服,生生病,申请居留证,偶尔参加酒会也是为了要找门路。代步工具是地下车,有时走路,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在没有眉目的情况下,我尚不能一一回信给你们。再见了。谢谢各位读者看我的文章。
我从台湾起飞
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我在做这篇访问之前,一共见到西班牙环宇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萨林纳先生(MigueSalinas)大约三次。每次,都是在很匆忙的场合之下,握握手,没说几句话就分开了。后来,我知道他不止在西国做生意,跟台湾贸易方面,也有很大项额的来往。我打过数次电话给他,请求他安排短短的半小时给我做个专访。但是他太忙了,一直到上星期六才排出一点空档来。
我在约定的时间——下午四点半到公司,但是他公司的人告诉我,要等十五分钟左右。萨林纳先生已打过电话回来了。他私人的办公室里,满房间都堆满了样品,许多台湾来的产品,令人看了爱不释手。
如果说这个办公室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吓人的,公式化的,那就错了。它是一个亲切舒适,不会吓坏你的地方,你坐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它是年轻的,有干劲的,一点不墨守成规。
五点不到,因为是星期六,公司里的人陆续都走了,只留下我在等。我一间一间走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顺便接了两个电话,也不觉得无聊。这时门“碰”的一下推开了,萨林纳先生抱了一大卷文件,大步走进来。
“抱歉,抱歉,要你久等了,我尽快赶回来的。”他一面松领带一面点烟,东西放在桌上,又去拉百叶窗。“你不在意我将百叶窗放一半下来吧,我就是不喜欢在太光亮的地方工作。”
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静静的观察他。他进办公室第一步就是布置一个他所觉得舒适的环境,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艺术型的企业家
他并不太高大,略长、微卷的棕发,条子衬衫,一件米灰色的夹克式外套,带一点点宽边的年轻人时兴的长裤,使他在生意之外,又多了些微的艺术气息。
在他随手整理带回来的文件时,口中一再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稍候一下,马上好了。”
他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眼神中不经意的会流露出一点点顽皮的影子。但你一晃再看他时,他又是一个七分诚恳三分严肃的人了。
好不容易他将自己丢在沙发上,叹了口气说:“好了,总算没事了,你问吧!我尽量答复你。”
此话刚刚讲完,又有人进来找他。他马上笑脸大步迎上去,于是又去办公桌前谈了很久,签字、打电话、讨论再讨论,总算送走了那个厂商。
送完客他回来对我笑笑,说:“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日子,星期六也没得休息。”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过了十分钟,谢天谢地,他总算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
“开始吧!”他说。
“萨林纳先生,你几岁?”
他有点惊讶,有礼的反问我:“你说话真直截了当,这是你采访的方式吗?我今年三十岁。”
“是的,对不起,我是这种方式的,请原谅。”“你们的公司MundusInternational成立有多久了?”
“两年,我们是刚起步的公司,但是业务还算顺利。”“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开始做生意的,经商一直是你的希望吗?”
“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医生,后来又想做飞机师。不知怎的,走上了贸易这条路。”
漂泊的岁月
“你生长在马德里吗?”
“不,我生长在西班牙北部,那是靠近法国边界的美丽夏都——SanSebastian。我的童年记忆,跟爬山、滑雪、打猎是分不开的。我的家境很好,母亲是西班牙皇族的后裔。一直到我十八岁以前,我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
“你今年三十岁,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十二年来你并不很幸福?”我反问他。
“我并不是在比较。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被父亲由故乡,一送送到英国去念书。从那时离家开始,我除了年节回去之外,可以说就此离开故乡和父母了。一直在外漂泊着。”他站起来靠在窗口看着楼下的街景。
“你所说的漂泊,可以做一个更确切的解说吗?”“我十八岁初次离家去英国念书时,心情是十分惶惑的,后来习惯了浪子似的生活,也就不想回西班牙了。我所谓的漂泊是指前几年的日子。
“我二十岁时离开英国到法国去,此后我又住在荷兰一年,但是不知怎的心里不想安定下来,于是又去瑞士看看,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在瑞士不很快乐,所以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走吧,反正还年轻,再去找个国家。于是,我上了一条去芬兰的船,到北欧去了。在那儿我住了一年,芬兰的景色,在我个人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了。”他坐下来,又开始一支烟。
“当时你一直没有回过西班牙,生活如何维持呢?”“有时父母寄给我,有时钱没了,我就去打工。酒保、茶房、厨子什么都干过,一个一个国家的流浪着,也因此学会了很多种语言。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那样的鲜明而动人,有时真有点怅然——。”他停了一下,静静的坐着,好像不知旁边还有人似的。
有妻万事能
“人的路是一段一段走的,我不常怀念过去。因为,我现在有更实在的事要做。”他的眼神又冷淡起来了,朦胧回想的光芒不见了。他是一个有时候喜欢掩饰自己的人。“你什么时候回西班牙来的?”
“我回国来服兵役,运气好,将我派到北非西班牙属地撒哈拉去,因此我也认识了一点点非洲。”
“你的故事很动人,老的时候写本书。服役之后你回故乡了吗?”
“没有,SanSebastian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是没有什么发展。我在一个旅行社,当了一阵子的副经理,又在航空公司做了好久的事。但是,总觉得,那些都不是我真正久留的地方。我在一九六七年结婚,娶了我在英国念书时认识的女友,她是芬兰人,名字叫宝琳。”
“有了家,你安定下来了?”
“是的,我要给宝琳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婚后不能叫她也跟着我跑来跑去。我总努力使自己尽到一个好丈夫所该尽的义务,给她幸福。我不再是一个浪子了。”
我在旁一面记录,一面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是女人,我不是强烈的妇女运动者。所以,我喜欢听一个丈夫说出这么勇敢的话。
“你的婚姻使你想到改行做生意吗?”
萨林纳先生听了大笑起来,我的问话常常是很唐突的。“不是,带着妻子,什么职业都能安定,倒不是为了这件事。那是几年前一次去台湾的旅行,促成我这个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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