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至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100包盐交纳50元。有时候，海盗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200西班牙银元，海盗便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110艘盐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90艘盐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4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元，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只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元。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上文提到的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式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则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仅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漠视人类之生存底线，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要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的结局。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
游 乡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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