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非全本)- 第25部分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皇室后裔确认雍正系篡夺皇位

张星海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

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

读书三味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且男女混杂，败坏风气。

此事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你看，雍正给人的印象，俨然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和蔼可亲，但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之中所流露出的毅然决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如雍正所说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的话里，有很多弦外之音。也就是说，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现在，雍正上台了，能不趁机收拾他们吗？再一个原因就是，在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他下令的这场驱逐行动，也可以说是康熙后期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可是属于意识形态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涉及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显然，在这个时候，雍正接见传教士，可谓正当其时。雍正的讲话无疑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趣的是，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复杂的原因在雍正的讲话里，其实若隐若现地都有所流露，而且，你越品，就越觉得他的话好玩儿。

那么，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待所有传教士“一刀切”的做法，到鸦片战争前，一直被雍正的子孙们所承袭，客观上无疑也加剧了清朝社会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雍正的讲话摘录于《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白莲教的起源

冰　枫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