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在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自己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场景。中山码头虽十分拥挤，但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夫人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怎样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包好了行李。韩（湘琳）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目前我还不清楚。在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到安全地方去的轮船。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愿这样不会带来什么后果！日军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我现在也听说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简单，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稳住了苏州的中方阵地。由于日军采取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破灭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情，人们可万万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是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往城外开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比汉口更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了城里，看来人们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狼狈不堪，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着鞋袜，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吧。所有人默默地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真是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啊。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感觉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候，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太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立刻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了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要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的第一批行李共6件，可以送往码头了。用了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承担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时间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的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他的箱子就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恰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应该上午11时到。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争着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这场混乱，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应是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就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了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运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却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还好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漉漉地、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又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忙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才停。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跟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又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提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给害的！
11月19日
雨还是下个不停，行李还在不停地被打包。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以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因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时，第二批已经装上两辆车的行李，又得卸下来。
我想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湘琳）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了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由20元涨到了现在的28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湘琳）先生还是没有买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后，他们又开始高兴起来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进那里。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了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3位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留下。所以我特意请特劳特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去试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留他在这儿又有何用。当然，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要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看清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选择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定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尽管气压已升高很多，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却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办公室杂工将它们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湘琳）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船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军突破了常熟的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沦陷。还听说日军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早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直接开走了。不过又特意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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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星期日，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涉，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求助。
让我发愁的是，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了。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找到这样的地方给我和我保护的人，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表示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还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乘坐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
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十分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排在哪儿。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由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不错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安排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南京也就有可能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谎言，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已撤走，部长怎可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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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1）
天气晴朗。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虚惊一场。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跑来了。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虽已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主动来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也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支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