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第1部分

前言
这绝对算不上一本消遣性的读物，虽然在你开始阅读这本书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它是一本日记，一本记载了一段真实情况的报告。我之所以会让这本日记诞生，不是为了公众，而是为了我的妻子和家人。假如，有一天，这本书适合出版的话，必须要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1）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想明确肯定的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算不上一件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被人称之为是狂妄自大，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冠上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我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说是理智不正常。关于这一称呼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下面就说说这一称呼的来由。
　　一直以来，我都不是特别的悲观，对于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我都是尽可能的回避，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拥有健全理智的我，不会每一次都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在最后一刻，我都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这就是我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的原因所在！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正在转动的传送带一样，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战事不断，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止一次，战事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甚至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经常这样告诉自己：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而受到真正威胁的，我们只需要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来忍受这些就可以了。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了所谓的“中日摩擦”的时候，身在南京的我们甚至这样认为，当地政府会对这起“小事件”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受了厄运，使得去北方的路中断了，因此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是炎热的。所以，在七八月间，人们都选择去青岛海滨、烟台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去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通往天津的陆路已经中断了，所以，我只好乘坐一艘开滦煤矿管理局的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对此，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非常高兴，因为她们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旅行，但前提是要有男人的保护，否则是不会允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的。在旅行的过程中，她们的歌声和幽默极大的缩短了我的行程。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如果我事先就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因为不用经常去洗澡间而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人们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秦皇岛上有声望的人都陆续赶来参加，所以，这次聚会过得非常愉快。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是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那时侯，秦皇岛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而且，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让我有点紧张，看来局势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　想看书来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2）
对于日军早已占领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个小时路程），这里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空气里，我们还是能嗅到一丝丝紧张的气氛。这促使我立刻托人在秦皇岛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机票。但是，给我的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了，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原本想经上海港返回是指望不上的了。这让我不知所措。此后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个时候我才醒悟形势的严峻。所以我只好选择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在夜幕下，我告别了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天津。在天津的一些好朋友给我弄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在船上，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所拥有的时间足够让我看到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费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应该是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在那里，本是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涌上了很多的中国难民，在拥挤中，我还曾丢失了行李，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来。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费了好大工夫我才找到一辆送我去旅社的人力车。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观察这个我冒冒失失来到的地方。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后，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后来，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时，车夫就想在那里停下来。虽然我不刻板，但是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相比，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了一句我熟悉的最难听的中国脏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像样多了。到达旅社的时候，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安茨公司是我们在烟台的代理，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都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加上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所以，很快我就以贵宾身份被领进了一家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发生。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3）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最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还有糖尿病，所以想事先准备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就约了布瑟出去寻找。为此，我们还几乎找遍了当地所有的药店。当满满的两大管胰岛素到手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把握好机会宰我一刀。第二天，当所有的货柜空了的药店老板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在他们家里，我过的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愉快。在施密特家，总是会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过了好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让我费解。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周围的知情人士都来取笑我，说我是“笨脑瓜”。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更加高兴了。不过，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在8月中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四处逃离。而且，烟台的周围地区还发生了水灾。到胶济铁路乘机动车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被迫多次停下来，最后只好全部乘客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弄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结果果真弄到了。
　　离开烟台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难受。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快乐的生活着，这让我几乎忘了战争的存在。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照例到处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经做好了住统舱的准备。但和布瑟关系很好的船长怎么也不同意，他让我住进了一个非常舒适而且还很漂亮的舱房。
　　“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是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要到青岛来疗养。
　　从这两个人的口中，我知道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细情况。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担心她那个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
　　虽然那个男孩安然无恙，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还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和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生活过得有如乡绅般惬意。我和他漫步走着，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它还是很完好的，不过，据说后来被中国人破坏得很厉害。
　　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的过程十分顺利。胶济铁路附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一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民众凄惨的哀求声和乞讨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又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因为它那美味的香肠而闻名——对此，那里的人是这样唱的：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下来，通过津浦铁路，我顺利地到达了浦口，接着，我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了南京。途中，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问我是谁，我回答说：德华大兵（意思是，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因为“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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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7日
如果换作是和平时期，我只需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它的任务就是安全问题，主要负责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着手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我的校舍的合同也一并解除了。在这些信函中，我还读到了这样一些信息：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