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供给处的曹德宏换上便衣，带着骡子，驮着那些特货出发了，但我们刚上了公路，还没走两步，前面就过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部队，戴着钢盔，黑压压地看不到边。公路两边都是山，我们两个想躲也来不及了，忙牵着骡子站在一边。整个队伍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整整过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有人偶尔看我们一眼，没有人过来盘问。我至今想起这事还害怕，要是他们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一开口说话，露出河北口音那就糟糕了。要是真问了，我就准备装哑巴，不说话。但我不知道曹德宏是不是这么想的，又不能开口和他商量，心里真急啊。国民党军过去以后，我们知道前边也不能走了，只好赶紧又牵着骡子回来了。
杜义德看着我们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叹了口气说：“算了，以后不要冒这个险了，还是借粮吧，要给老乡们说清了，等到解放了，我们政府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老乡们比喻说，这就像是耙田，横一道过来，竖一道过去，地面上还剩下多少可以入口的东西呢？老乡自己也要吃饭，所以，即使有点粮食，也只够养家糊口，说什么也不卖。
拿着钱征粮就难，何况是打借条？当年在六纵十七旅任医助的张九鼎，也被分到了“征粮队”，回忆起这事时就感慨万千：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但我们还要遵守纪律，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他们也是农民种地出身的，知道种地不容易，比战斗部队的年轻小伙子有耐性，向老乡借粮，我们就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我们没吃的了，来筹粮，你们给一点吧。”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老板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到哪家都是这样。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有些老乡也就相信了，怕敌人发现，就把借条塞进墙缝里。我听说，直到近几年，大别山有拆老房子的，还有发现借条的。听说解放后，当地政府都真还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4）
刘邓大军的借粮证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5）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还是打。但不公开打，让他主动把粮食交出来就行了。我就找来他家的一个长工，让他回去给这个地主说一下，我们八路军没粮食吃了，你们是地主，过去多少也欺压、剥削过老百姓，但还不是恶霸地主，所以我们也不镇压了，但必须在两天之内给我们把粮食送来。过了两天，这个地主没来，我去把那个长工找来，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别急，再等等，他也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我当时就急了，他再舍不得，我们就断炊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告诉他，回去给他家讲，再不送来，我们就要亲自去了，我们要是去了，那就是镇压。这个长工回去不久，就带着这个地主赶来了，他一来，就先扑通一下跪在那里磕头，一个劲地喊：“长官，可怜可怜，我也没有什么粮食啊！”我们就让他先坐下，给他泡了杯茶，给他讲形势，我们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会失败，还给他讲，我们这是借粮，将来一定会还的。做了半天工作，他这才答应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是30多担，看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我们就派战士把它抬来了，也给他打了借条。
除了打土豪来筹粮，部队被迫向商人筹款。
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没有能在打土豪中搞到粮食，为了部队生存，他就想到了向商人筹款。他回忆说：
部队无粮无钱，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也成问题。这时，我们听说其他纵队在向商人筹款，我们一商量，打土豪打不来粮食，能向商人筹来款也行啊。我们就去找浠水县商会会长，开始他还不给，说是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没赚到什么钱。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我们八路军是保护你们商人的权益的，你们解决八路军的困难也是应该的。”当时我们也很着急，我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浠水的是四十军，离我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我们吃饭。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吃就吃，几个月肚里没见过油水了，能吃顿饱饭也不错，但吃饭归吃饭，款还是一定要筹的。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我们几个战士跟着他，但一直到晚上他也没能拿来钱。这个地方我们又不能久呆，我把他叫来，让他先和我们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要是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要死咱们死一块。他们就给我们讨价还价，刚开始我们提出要8个亿，这是旧币，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左右吧。他们说：“你们有个部队在宋埠才要了4个亿，宋埠比我们还富。”他说的是二纵。我也不想和他们啰嗦，说：“你们有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们就带着会长先走了，到了兰举寨没几天，他们把钱送来了，有法币、银元，有些商人拿不出来钱，把金子、银子都拿出来了，还交了够一个团用的布匹、棉花，大概有2亿多元吧。我们也就把会长放了。他们还没走，旅政委何柱成就把我叫去了，批评了我一顿，说我违犯了政策。因为当时野司、野政再三通知不让向商人筹款。我说：“听说二纵在宋埠就筹款了。”何柱成说：“二纵违犯政策了，咱们不能犯！”我就问他：“没有吃没有穿，部队怎么能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何柱成说：“要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让他们支持！”我说：“你去鼓动，你筹到钱了，我立即把这些布送回去。”在大别山，敌强我弱，老乡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我们，何况商人了，鼓动工作根本行不通。何柱成的口气软了，他说：“你不要这样嘛，还是去给他们做做工作吧。”我就又出去给这些商人们讲：“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这也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6）
解放后，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只要有借条的，都还了。
但刘邓大军的日子还是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