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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铃响了，我回到教室，把习题交给快快说：
“这道题我不解了，以后我再对你说。”
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们从来没把对方出的题目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整整一个下午我没有和快快说一句话。一上完课，我就到图书馆去了，图书馆专为住校的毕业班的同学开辟了一间准备高考的复习阅览室，是低年级同学不能进去的。阅览室里很清静。我在阅览室里随手翻翻往年的高考复习提纲和各高等学校的专业介绍，这我都很熟悉了。我转了一圈，正准备出去，看见墙上有一幅俄罗斯画家的风景画，那是一条幽静的小路，铺满了金黄的落叶。一只喜鹊刚落在小路上，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翘起尾巴。望着落叶覆盖着的通向林间深处的小路，那只正落在路上的喜鹊，更增添了这份寂静中的诗意。而在宁静的寂寞中的人们的足迹，不正在呼唤一种对美的追求？这较之枯燥的习题、公式、抽象的逻辑思考对我来说，更为诱人，更为神秘！去探索这个领域，不仅是理智，而且是心灵的悸动，我应该去学文学，学艺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份感受和激情。我走出了图书馆，便拿定了主意：从明天起，我就要和快快分手了。这一晚，我非常平静，又带着一种快意，清算了数学、物理、化学和那些难解题，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快快的话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公鸡递给我一张纸条，写道：“我不同你一块复习了，我想改学文学。而且，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立刻转过身问他：“我们已经复习了这么长时间，准备了将近一年的高考，现在就要考试了，你却突然改变主意，你是发疯，不能这么办！”
“以后我给你解释，”他说，“这不能再改了。我当然很可惜不能和你一块复习功课了，可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可以——”
“你是不是因为那道题做不出来就泄气了？我一点你就会明白，我也有做不出的时候。”我安慰他说。
“根本原因不是在这道题，我不像你，我不适合搞科学。”公鸡说。
“是你的畏难情绪在作怪。”我想刺激他。
“我并不是怕做难题，上千道题都做了，我还在乎这一道题？”他反驳道。
“你是怕我越过你，你大小心眼了。”我知道他非常要强，便故意将他的军。”
“我现在不想解释！”他恼火了。
“得了，我是替你惋惜。”
“我不要谁替我惋惜。”他脸都红了。
“算我说得不对。”我只好和解地说。
“我们又不是女孩子。只不过各走各的道路，我们的交情不会受到影响的，你相信我吧。”他说。
“你会后悔的，等你再回头来准备，考试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说。
“我经过深思熟虑，你说服不了我！”
教师走过来了，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便不作声了。这之后好几个月，一直到高考发榜前，我们再也没有多交谈过，那很不是滋味。
公鸡的话
那是一个雨天，我们毕业班已经停课了，我到学校来取复习提纲。校园里的林荫道上，两旁长着粗壮的梧桐树。肖玲打着雨伞迎面过来了。我从她走路的样子就看准了是她，虽然向前撑着的雨伞挡住了她的脸。她若有所思，走了过去，我叫了她的名字，她侧过脸看见了我，扬起眉头，朝我笑了笑，在哗哗的雨中，那副笑容特别美。我同快快有两个月不见面了，我感到孤独，我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本来是可以同他解释得清楚的，我没有去做这种解释。再说，大家都忙于复习，等考完了，以后再说吧。可我需要人了解，尤其是友谊的温暖，因为我拿不准我这样的选择将给我一生带来什么结果。肖玲的笑容给予我的正是这种温暖。我对她说：
“你知道吗？我改变志愿了！我不考理科了，决定学文学。”
“当然考文科好，理科多枯燥，我将来也要学文学。”肖玲毫不为奇地回答。
“我那好朋友快快不同意，”我说。
“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好朋友也不必都学一样的专业。”她的回答就这样干脆。
“就是准备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不表现得很郁闷的样子。
“我相信你考文科也一定会考得很好！”
我期待的正是这样的话。
伞外是哗哗如注的大雨，鞋子和裤脚都被雨水湿透了，雨伞下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才想起必须回家了，奶奶要着急了。她没让我送她。
快快的话
同公鸡那场争执之后，我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需要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复习课。只不过隔一段时间到学校里来一趟，问问有什么消息。考试的前两个星期，我到学校里来，已经放暑假了，校园里没有往常那种喧闹。空荡荡的球场上，正凡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打篮球，浑身是汗。他一个劲地投篮，拍球，运球，投篮，又投篮……一个人玩个不歇。我向他打招呼。正凡见我来了，抱住球，停了下来。我问他：
“你功课准备得怎样了？填写了哪些志愿？”
他没有回答我，抬手把球扔进篮里。我觉得奇怪，察觉到他心里烦闷。我接过了球，也扔了两下，然后把球踩在脚下。
“怎么回事？你——”我问。
“我不准备考试，可家里要我考。我随便填写了几个学校，我并不希望考取。”他说。
“为什么？”我又问。
“我不愿意再上五年大学，让我母亲再供养我。我现在需要工作，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那你干吗还要参加考试呢？”
“她一心希望我上大学。我不考一考的话，太伤她的心了。可我如果考不取，那她也就没话说了。”
他又拍球、运球、投篮……
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话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