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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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道连狭斜-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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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终以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这首诗追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又回想起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一幕幕战事,重又浮现眼前。同样地,在经过陕西境内,他兴致不减地作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吟唱《大风歌》的味道。不过在表述上,李世民比文墨无多的刘邦要委婉含蓄得多。   

  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深谙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驾驭之术。征战之余,李世民也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建国的方略也渐渐进入他的思维视野。他试图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努力学习,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盟主的胸襟,也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文化的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治学的严谨。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是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足以见其开明洒脱: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的作品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因为读史颇多,深谙其中玄机。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时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工夫,到了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斯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支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自得?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坦诚相见,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也请了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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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李世民:帝王弄翰墨(2)         

  团结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减少了后世人们对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这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奖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作,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徵病逝之后,唐太宗不胜悲伤,作有一首《望送魏徵葬》,送葬的队伍愈行愈远,昔日不惜犯颜直谏的股肱耿直之臣逝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他在宫中翘首踮望,扼腕良臣之死,为之潸然泪下,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起举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后大都安享晚年。而明太祖朱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体的人,李世民更是个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尤喜读书,手不释卷。闲暇之余,兴之所至,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情。大殿之上,烛光摇曳,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对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再有,看到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随手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灰尘,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这哪里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个性情豁达、把酒临风的文人墨客。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带头,一提倡,一鼓励,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巨大的轰动效应,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文风气,“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当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这种诗歌园地的繁盛景象,与李世民最初的赏识与推崇,乃至自创诗歌,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细节,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为之起草《哀册文》,颂扬其生前功德。这篇文章大约费了很大的精力,此前多受太宗恩惠的褚先生也一定绞尽脑汁,加之心乱如麻,万千感慨,满腹心思,以至于下得朝来,“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很显然,一向谨慎的褚遂良,悲从心起,因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离世,显得方寸大乱了。   

  《全唐诗》的编者这样称赞唐太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到了开元天宝之世,唐初种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自古以来,贵为九五之尊、人中翘楚,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而且将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王,屈指可数,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个。一个文化的唐朝、富庶的唐朝、诗歌的唐朝,已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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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王勃:海内存知己(1)         

  王勃:海内存知己   

  公元676年秋,年轻的王勃乘坐一艘船,前往当时的交趾(今为越南境域),看望他的父亲。他和父亲已经许久不见,虽然同朝为官,然而父子却是天涯海角,相距千里。数年不见的父亲大人,不知须发又愁白了多少,王勃的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愧疚。   

  南中国海,广阔而纯洁,在阳光的照射下,时而碧绿,倏忽深蓝,美不胜收。王勃坐在船头,心事如浪,随波起伏。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波也已渐渐平息,王勃的心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明净。船儿劈波斩浪,如一尾鱼,在大海的深处游弋,他从这暗藏激流的旋涡里,读到了跌宕和搏击;也从这汹涌澎湃的浩瀚里,读到了磅礴与激情。   

  这个聪明过人的年轻人不知道,一场暗流,正从海底悄悄升涌。危险,正在无声地逼近。   

  为了这次相见,王勃准备了最为得意的诗文,带在身边,他要让远在南国的父亲,阅读评判自己的作品。刚从秀色可餐、诗意如画的江南来,王勃还在船上发愤用功,写下了长长的华彩文章:   

  非登高可以赋者,唯采莲而已矣。况洞庭兮紫波,复潇湘兮绿水;或暑雨兮朝霁,乍凉风兮暮起。黛叶青跗,烟周五湖;红葩绛花,电铄千里……   

  荣华息,功名恻。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沾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   

  ——王勃《采莲赋》   

  唐朝的风吹来了。秋季的南海,还仿佛是秀丽的江南,温暖如春。在南国海风的吹拂之下,年轻的王勃文思泉涌,才华如展。在诗坛,“初唐四杰”向来被誉为开风气之先的勇士。名冠四杰之首的王勃,更是才气逼人,其诗文直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惊人,文采斐然。王勃的聪明是确凿无疑的,他在文章里所展露出的才华,也确如笔下的奇葩——恰似一朵红光艳丽的莲花,“才有用兮用有时”对他来说,并不显得夸张。   

  王勃家学渊源颇厚,祖父王通乃隋朝末年大儒(据说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入相前都曾师从之),叔祖王绩也是声名遐迩的山水诗人。但与先人前辈相比,少年王勃似乎更显得天资聪颖:   

  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汉书〉指瑕》以敗涫А!  �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   

  九岁的孩子,不仅能读古书,而且能写得《〈汉书〉指瑕》这样的文章,直指当年硕儒颜师古关于注解中的错谬之处,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举,因而被目为“神童”。十七岁时他便被授为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王勃奇才,几次派人邀约,将他招入到府中来,聘为修撰,专门负责编书草文,甚得喜爱。   

  其时的唐朝,也恰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举国上下,到处显现出经济富庶、民生安定的初步繁荣景象。没有了战争,几十年间,人们的生活更在平稳中不断前进。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复兴也同步并举。新兴的、激进的思想和意识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同,王勃便是这个时代潮流中的激进分子。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责任感,向当时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发出抗争,其诗文革故鼎新,称雄一时,以至于“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自由的思想,清新的色调,明快的节奏,青春的朝气,正逐渐取代暮色和寒流: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   

  林塘花月下,别似一家春。   

  ——王勃《山扉夜坐》   

  唐朝的春天,文艺的春天,说来就来了。王勃和他的朋友们,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放声欢呼,纵情歌唱。在一次送别友人之时,王勃轻轻吟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来,含英咀华,传诵不衰。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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