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5）
安石当然高兴。一得到朝廷的敕令，首先就将所有私茶犯人，只要没有其他触犯刑律的情节，一概放了。这些无辜的人，自然又是一片欢呼。到王詹叔奉命来江东察访罢榷事宜，写诗相赠，安石更激情难抑，写了一首很长的五言诗和他。笔锋所向，不仅痛陈榷茶的弊病，也直接指责了那些保官保爵、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僚，及那些“戮力思矫揉”的王公大臣，显示了他难得一见的锋芒。末尾说到“孔称均无贫，此语今可取”，他一向摧抑兼并的心胸，更袒露无疑了。
詹叔名靖，是王素的侄子，也是个力学自强、好讲究天下利害的人。读了和诗，也感慨万端：“仁兄这首诗，情畅理直，仁心动天，不啻是一篇榷茶赋，可谓先得我心！这次来江东察访，蒙您一路关照，真是感谢不尽。小弟今日回京，仁兄可有什么要小弟办的事情吗？”
安石也谦虚道：“小弟有地主之谊，又是仁兄的察访对象，理该配合察访，不周之处还要请你包涵。你这么说，更叫小弟愧不敢当了！至于事情，我倒真有一件事情托你。”
“请说。”
“您还记得先将军刘平刘士衡吗？”
“那怎么不记得，为国捐躯的大大忠臣呵！”詹叔由衷地说。
“说的就是他的儿子刘景文刘季孙，不仅是忠臣之后，而且德才兼备，很是难得。原在饶州监酒税，我已经请他兼摄州学教授，也上书朝廷请求正式任命了。仁兄回到朝里，如果方便，还请替他美言几句。”跟着就将季孙的事情，大致向詹叔介绍了一遍。
原来刘平殉国之后，他的夫人、儿子也都得了荫封。安石来江东，季孙正在饶州以右殿班值的身份监收酒税。安石到酒监按察酒务，刚进厅事房，就看见屏风上题着一首七绝《题屏》。不仅字体娟秀，诗也清绝可喜。写的是：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一问，说是酒监写的。再查酒务，一丝不苟，清清爽爽。问起家世，竟是刘平之后，当时心里就有了这个人了。及至州学学生请他派人管理州学，他想都没想，就叫季孙兼了。一个酒监居然能摄州学，大家全蒙了！等到任职，见他真有学问，这才反应过来，都钦敬安石任人不拘一格。詹叔知道原委，也一样钦佩，回京果然鼎力帮忙，到底叫季孙磨了正。季孙的仕途，从此也就局面全新了。
大宋遗事 第三十八回（1）
抒迂直深父寄箴言
下四川三苏出水面
安石去鄞县之前，曾在京中与王回见过一面。针对深父思想上的死结，安石不是曾狠劝过一番吗？也不知道是安石的话生了效呢，还是另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深父终于积极入世了，跑到京城考了个进士。不仅当了进士，还接受朝廷的派遣，去亳州卫真县补了个主簿，可也就这些了。有道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到底解不开自己的那些死结，不到一年，就辞官不做，回颍州汝阴老家读书赋闲了。此后，不管谁荐他，他总是一个死活不出来。
他不入世，自有他不入世的道理。关键是，他始终以圣人之道为己任，不到命止寿尽决不罢休。但他这种执著，又与别人不同。比如，与石介就大不相同。石介是积极入世、用世，百折不回；即使一无所得，心理上也不倒了那气势。始终像个铜豆子不停地蹦跶，直到最后突然被碾碎，才彻底罢了。深父既坚持圣人之道，又有意无意崇尚老子、庄子的清静无为，超脱尘凡。这两者水火不容，怎么能相安无事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呢？二者也有契合点，那就是他结下的那个死结：君子只要正己，也就一正百正了。这就是说，只要自己一心向佛，天下也就无不向佛，要成为无上极乐的佛国了。既然如此，一切出世、应世之举当然都是多余的，只要闭门修养，就一了百了了。一旦关上门，他就不打算再开，而且也不在乎旁人说些什么。别人越说，他越觉着没有必要以小廉曲谨来讨好这些俗人，越觉着超凡脱俗，越不屑一顾，门也就因此关得越紧了。这不是走火入魔吗？可他始终乐此不疲，有什么办法呢？安石的苦口婆心，顶多不过起了一年的作用而已。
既是这样，深父要与你论起道理来，自然会胶着不放。
圣人本来就讲究孝友，将朋友之道列为五伦之一。孟子说帝尧教人以“人伦”，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将五伦当做万古不变的天下通则，是所谓“五达道”，说什么“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圣人如此，深父当然笃信无疑。而且，在他看来，朋友之道，比其他四者，更加难能可贵。为什么呢？他有他的分析。父子兄弟是天生的，怎么着也割不断。夫妇呢，是人情使然，也离不开。至于君臣，合于人心，宥于理势，想废也没办法废。只有朋友，不问血亲，不问地域，普天下的人都既可以相交，也可以不相交，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受任何约束；而且，朋友之道与荣辱善恶、金钱利害等没有任何牵连，好则交，不好则散，所以，也最没有功利。既不受约束，又超脱于利害之外，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它当然也就最难维系了。最难维系的东西，也最容易破坏，自然也最值得珍视了。
不能说他讲的没有道理。
他既这么重视朋友之道，当然不会不身体力行。安石原认他是个知己，且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于安石，如何能不抓住不放，甚至要格外苛求呢？
江东的是是非非一传到深父耳朵里，他就一刻也坐不住了。安石贵为一路提点刑狱长官，应当施行仁政，凡事以仁义为旨归，怎么能大行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滥施刑罚，弄得天怨人怒呢！他怎么连“刑不上大夫”的千古遗训也忘了？《礼记？曲礼》之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五刑的三千条条例没有一条针对士大夫们，那能是闹着玩的吗？那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他们留一点体面、留一点尊严，好君临小民。要是他们也受到刑狱之苦，将来还怎么替皇上统治子民？没有这些牧民者，天下就会大乱，皇上还怎么坐龙廷？岂有此理！最多申斥一下也就得了，哪能正式动用刑狱！我与安石一向以圣人之学互相砥砺，三益、三损的教导滚瓜烂熟，不知道则已，既知道，不说直话，装聋作哑，讨好谄媚，还能算个人吗？安石对我，也从来直言不讳呵！这么想着，当时就磨墨铺纸，给安石写了封长信，批评他不该放弃圣人之道，妄行刑名之学，全不为朝廷存些体面。
安石交人很慎重，从不轻易交往。可一旦交了朋友，就特别看重了。深父又是他一向敬重的人，对他的意见当然特别在乎。接到来信，他一连几天心里都沉甸甸的。可自己究竟错在哪儿呢？
除了当时的思绪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也纷纷扰扰想到许多别的。
一路数千里，上上下下蝇营狗苟，因循渎职，要说处理，再严厉的处罚都不为过！可法不责众呵！而且，官风不正，也是由来已久，有许多客观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官员。自己选择的是罚轻不罚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连苍蝇也只是轰而不打而已。一路之中，只将张扬贬官，其余才四个人罚铜，哪里能算重、算多呢？当时就听到人骂，正好两个极端：姑息的说是吹毛求疵，好寻人家小错；发恨的人又说是抓小放大，不是除恶，倒是替他们挠痒痒，实际是纵容贪官污吏。你说这理到哪儿讲去！照私心认为，自己倒是赞成后一种意见。可这做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哪能只图痛快呢！要说刑不上大夫，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连不得已而杀人也是符合礼节的，更不要说什么刑不上大夫了。《礼记？檀弓》记载，工尹商阳与陈弃疾去追赶吴国军队，一连射杀了三个人，不这样不足以完成王命呵！孔子知道这件事，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这不是公开承认杀人也中礼吗？自己处理这几个人也是万不得已，正与它情同理同。要说这样沸沸扬扬，与大道的兴废毫无关系，这倒是无可辩驳的。可不说这个，只说不该这么做，就很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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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八回（2）
一般人的议论，是不值得认真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也就得了。自己从来不为流言所动，也从来不想讨好媚俗，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可现在是好朋友说的，安石不仅要认真考虑是非得失，还得更深入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自己的朋友竟然也会人云亦云呢？导致人云亦云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想来想去，安石终于发现，这是古今时势、习俗不同所致。古人一道德而同风俗，一有作为，大家看法都是一样的，自然没有奇谈怪论出现。如今天下，家家道不同，人人德有异，一件事出来，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看法；再根据个人的喜怒哀乐添油加醋乱传一气，没事也能传出事来。深父之所以那么忧心忡忡，极言利害，该是听信流言的缘故吧？虽然没想到根治的办法，但安石也算有了一种新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他，该是很珍贵的：一是，使他有可能琢磨一道德、同风俗的问题，开启新的层面；二是，使他得到一种锻炼，能够面对别人、包括朋友的误解与攻讦。这虽是一种叫人难受的体验，但对一个注定要做大事的人来说，毕竟是需要的，而且，有与没有也大不相同。
终于想通了这一切之后，他给深父复了一封信，除了感谢，就是解释了。毕竟是第一次遭到朋友误解，复信之后仍然心潮难平，他又给曾子固写了一封信，诉说委屈，除了委屈，也还多少有一点焦躁。
子固自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人，刚十二岁就作了《六论》，援笔成文，语惊四座，到二十岁，已经文名满天下了。可他似乎命运不济，始终只能带着小兄弟们“一双飞去一双来”。还真就是他，屡挫屡奋，愈挫愈奋，再也不低头。到嘉祐年间，轮回到底倒转了。
当年乡荐，子固弟兄四个与两个妹婿又全都在数。子固领着弟兄、妹婿在厅堂上拜别继母朱夫人，朱夫人都麻木了，只是叹息道：“你们弟兄，哪怕能中上一个，堵堵那一帮小人的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有奢望！”
四弟曾布，字子宣，刚刚二十出头，年轻气盛，又志高心雄，连挫折感都没有，如何能听得这种丧气话？当下就笑道：“母亲也太丧气了！您放心，我们这次去了，一定得个满堂彩，您就静等着喜报吧！”
朱夫人听他说得吉利，也笑了：“那敢情好！这不正是为娘的希望吗？我不过过于心切，哪里是丧气呢！就借你的吉言，从此顺顺当当的吧！”
不管是不是应了吉言，这一下，燕子们到底再也用不着飞来飞去了：曾巩与二弟曾牟、三弟曾宰、四弟曾布、妹婿王补之、王彦升等六个人，一起全都中了进士。此时子固已经三十###岁，早已过了少年得志的年头。可中比不中，比屡战屡败，到底还是叫人高兴的事。他先去太平州做了司法参军，不过一年，又调回京城编校史馆书籍。接到安石的来信时，他正做着馆阁校勘。
子固比深父想得还要深远。在他看来，要想求治，就不能性急，得慢慢来。关键是要先行教化，耐心等待，到仁义道德真正深入人心了，才能谈得上政治昌明。这是政治的不二法门。因为人人都成了正人君子，就能自觉地迁善避罪，需要处罚的人就少了。即使还有人犯罪需要处罚，一来，大家眼光变了，看得清，知道那是罪有应得，不会去同情他；二来，罪犯自己无言可辩，受处罚也心甘情愿。那么，也就不会有人为了处罚罪责而怨天尤人了。没人怨天尤人，哪里还会谤议横行，沸沸扬扬？可眼下根本没有教化先行，却因为职守所限，责人以善，处人以法，加上目下的执法官吏素质又低，虎凶狼贪，耀武扬威，恨不得将天下所有的人都罗进法网，难免操之过急，行为失控。那么，要人家不怨声载道，也真不可能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自己思虑不周。要是真正想到前因后果，审时度势，就不会生事，当然也就没有那些怨恨了。
这些意思，是不是也太远点儿，远得有点儿迂阔了？要等教化好了才措置刑法，那不是根本就取消了刑法吗？而且，拿眼下这段时间怎么办？自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目下这种缺少教化的客观环境。要不是想到这些，又何至于只这样蜻蜓点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