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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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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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样彻底失败了。历史从来不会中断。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不是都说溯古可以通今、鉴往可以知来吗?大宋朝的变革,对于咱们今天,或者也不无警醒、借鉴之处?
  说到大宋变革,尤其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诸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际命运、心路历程,无不让人感慨万端。变革大潮之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也该同样极为难得、可贵。
  还有一件怪事。领导了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本是千古功臣,却一直被泼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样子,千百年来竟都成了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原因固然很多,党争和程、朱理学的得势与泛滥,该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个叫蔡上翔的人,编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诸事,为王安石多少说了一些公道话。再,就只有梁启超了。他因为变法的需要与启悟,专门写了一本《王荆公》,为王安石辩诬,还原他的一代“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1949年之后,倒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做过努力。这当然不够。何况,时隔有年,读者有限,要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还该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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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6)
再就是民情风俗、文化景观、宫闱秘事、朝野百态等所有关系大宋朝的种种现实生活图画,无不都让人醉心。正是这一切,让笔者有了写作的冲动,并最终写成了现在这样一部书。
  本书要是归类,该是一部历史小说吧?历史小说,顾名思义,自然应该既有历史,也有小说。由此,历史小说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以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一是以历史的方法来写小说。中国历史的文本,一向也有两体,一是编年体,一是传记体;传记体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传记体,实际上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文本的这一特点,如果再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固然可以惊心动魄,天花乱坠,但因为无限片面地凸显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从写出来的东西要历史,可就比较困难了。有鉴于此,笔者也就只取后者,只用历史的方法来写作本书了。
  因为用历史的方法来写,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历史面貌;但既是小说,也不想完全拘泥于文献。且放弃焦点透视,只作散点透视;不刻意于外在的紧张,多关注内在的张力;政治角力的大开大合固然不会放过,各种花絮与轶闻趣事也每每兼收并蓄。想的主要是人物鲜活、杂色纷陈与摇曳多姿,好让各类读者都能兴趣盎然。但半折心始的事也是有的,实现与想法就难免有距离,陆机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究竟如何,只有仰仗读者先生们的雅鉴了。
  2006年8月27日于北京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1)
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解罢榷茶一路欢歌
  茶虽不在“四大发明”之内,其发祥地却在中国。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知道采茶、饮茶了。
  茶圣陆羽的《茶经》第六卷《茶之饮》,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就是以火德王的炎帝。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号称炎黄子孙,我们的先祖,除黄帝之外,也就只有这个炎帝了。陆羽的根据,是《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一天能遇上七十二种毒物,全靠有茶(荼)解毒,才终于安然无事。鲁周公,就是西周初年的名臣周公旦。鲁国的君王原是他的后代,所以有时也称他为鲁周公。《尔雅·释木》说:“槚,苦荼。”“荼”是“茶”的古字,到陆羽才减去上面一横,改“荼”为“茶”了。相传《尔雅》是周公写的,所以陆羽说“闻于鲁周公”。照陆羽所说,这采茶、饮茶,不是古之又古的事情,能是什么呢?
  要说《神农本草》、《尔雅》的成书年代还有争议,陆羽所说未必笃实,至少《周礼》已经有记录,说西周宫廷里已经有专职的“掌茶(荼)官”了。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记着这样的事情:周武王灭商,巴蜀的土著部落将“丹漆茶(荼)蜜”与其他一些土特产品,敬献给武王,以表达自己的敬爱之心。由此推算,炎黄子孙日常采茶、饮茶,怎么着也是夏、商乃至更早以前的事情。要不然,周初也就没有那样的规格模式了。
  自两汉时起,有关茶的记载就日渐多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说晚茶可以入药;汉宣帝时的王褒,写过一篇《童约》,已经说到“武阳买茶(荼)”、“烹茶(荼)尽具”的话。西晋杜育的《荈赋》,就是全写初秋采茶品茗的专赋;南朝刘宋诗人鲍照的妹妹鲍令晖,也写过专门的《香茗赋》。茶,已经渐渐融入文人雅士、官宦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隋唐之后,饮茶更由时尚,转而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事情。正是这种需要,为第一本茶叶专著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陆羽的《茶经》终于应运而生。陆羽也因为这本《茶经》,而成了中国及全世界的茶圣。
  皇权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利可图;而哪里有利可图,皇家的税收就会闻风而至。千百年视而不见的酣梦,到唐德宗终于幡然醒悟,开始征收茶叶税了。一开始还有些羞首纳面,刚下了收税诏,唐德宗又叫罢了,可不久到底还是开征了。到唐穆宗、唐武宗,不仅征税,更开始榷茶了:和盐一样,茶也开始由国家专卖了。
  大宋立国,继承中、晚唐与五代的风范,也实行严厉的榷茶制度。但对于大宋,榷茶却始终是一场噩梦。
  大宋在淮南设了十三个山场,在江北设了六个榷货务——分别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与蕲口等六个地方,外加京城的一个总榷货务。十三个山场,除了管理茶叶买卖,还兼管淮南地区园户——种茶、制茶人家——的茶叶生产。六个榷货务,则专管茶叶的发卖与运输。京城的榷货务,统管全国茶叶的买卖运输。江南各路也有山场,但与淮南十三场不同,它们只管向茶园户买茶,买过之后再运到相应的榷货务去,所以又叫“买茶场”。
  与农户一样,茶园户也有税赋。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税赋得折合成茶叶交纳。交过税赋的茶叶不准私卖,要全部卖给山场。山场除了压价收买,还要加耗,通常一百斤要加二十到三十五斤。不为别的,因为官家运输、储存、买卖过程中会有损耗。这已经是两层盘剥,但还不够。朝廷的茶钱是预先付的,先拿了钱当然得付利息。茶园户卖茶的时候,要连本带利全都折合成茶叶一下付清。而这利息钱,至少总要十分取二。经过这三道盘剥,茶园户再精,也只有喘气的份儿了。
  商人买茶,得经过山场或榷货务,不得向茶园户私买。朝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专赚这差价钱,叫做“息钱”或“净利钱”。此外,任何人要买茶,不管天南地北,得上京城的总榷货务去交钱。总榷货务得了钱,根据商人自己的要求,开出茶引——兼作提货单的证明文引,让商人自己带着到相应的榷货务或山场去提货。这样,朝廷就将所有的卖茶收入,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了。自然,又是一个强本弱枝的好办法。商人提了货,就可以四下贩运了。
  这种榷卖制度,利弊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爽爽:总是茶园户吃亏,小商人吃亏,朝廷与大商人得利。大商人之所以得利,是因为朝廷专卖,实际上也就是大商人专卖。表面看来,人人机会均等,只要你有钱,谁都可以来上一手。可天南海北要到京城去交钱,再天南海北到产茶地去领茶、运茶,不是特有钱有势的大商人,谁能玩得转!而所有的弊病,也都是打这儿生出来的。
  为了从朝廷与大商人手里分一点儿残羹剩饭,茶园户与小商小贩只有背着官府私下买卖。要私下买卖,按质论价,没有好茶是不行的。那么,整个榷卖市场,自然会被这私买私卖搅得一塌糊涂。朝廷要维护榷卖的利益、维护大商人的利益,自然只有加大打击私买私卖的力度。于是,猫捉老鼠的惨剧,也就只能愈演愈烈了。私买私卖的一方,有时被逼急了,往往不得不来一出武装贩私的闹剧。而朝廷对于他们,自然也还是老办法: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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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2)
如果光是这样,虽然冲突激烈,倒也还能勉强循环运转。到边疆吃紧,战事蜂起,“入中”的怪物一出现,连想这样玩也没法儿玩了。
  士兵打仗守边,先要吃喝拉撒。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粮草哪儿来呢?平常的储备,只能供正常使用,紧急情况就无法应付了。先是与契丹人,后是与西夏人,都闹得不可开交,原先有些储备,也早瓢光碗光了。没有办法,只好鼓励全国子民,无论官宦百姓,将粮草运往陕西、河北一线,就是所谓“入中”了。这做买卖,从来谁急谁吃亏,就是朝廷与子民做生意,也同样如此。边防粮草既要得多、要得急,只好提价以求。加上有些边官,为了多得早得粮草,更以高价吸引卖者,有的则又与卖的人互相勾结,有意抬价,那粮草的价钱,竟像天风一样飙升了。较之市价,一斗粮要加六十五钱,马料一斗要加四十五钱,偏远军州一斗粟甚至有加到一千钱的。要知道,一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亩肥田了!有这样的好事,只要自己有,谁不愿意将粮草往边塞上送!可他们忘了一样,边塞上收到粮草并没有现钱交割,只能开出一种有价证券——交引,他们得拿着这种有价的白纸条到京城去兑现。既非现钱交易,再多的甜头也只能是虚的了。
  边塞州军开了那么多虚估价格的交引,京城哪来那么多现钱兑现呢?给过一段时间的现钱之后,朝廷便以实物代替了。先是以盐,盐被榷卖,就改成了茶。再后来,除茶,又加了东南缗钱及香药、犀牛角、象牙等贵重药材。“入中”粮草的除了商人,还有各地的士民官宦之家,他们要那只能兑现茶叶、药材的交引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兑了现钱才是实惠。他们往往就将手中的交引,就近卖给当地的商人了。茶叶不是榷卖吗?商人这头,也只有少数入了茶行、得到官家允许的茶商,才能买卖茶叶。那么,一般商人即使买了交引,也没用处,还得卖。于是,京城便有了专门做交引生意的“交引铺”了。这些交引铺,隶属京城榷货务。就像百货商人买卖百货一样,交引成了他们合法买卖的“货物”,多少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有价证券买卖。他们要是不做茶叶生意,买进来的交引还会转卖给茶商,由他们拿着去产地榷货务或山场提茶买卖。开店就是为了赚钱,总是低买贵卖。反反复复一倒手,就有了三种后果。一是,“入中”粮草的人家,因为交引被商人压价,无利可图,再不愿“入中”粮草了,边塞依旧打起了饥荒。二是,交引一贱,茶价自然要跟着下跌,而买卖茶叶的利润,更叫大商人垄断了:不是大商人,也没那么多钱买下大宗的交引呵!第三最严重,因为交引的价钱,都是“入中”时往高里估的虚价,要拿茶叶充数,哪儿来那么多茶叶呢?要是真将交引全部兑现,不仅当年产的茶叶不够数,就是往后好几年的茶叶全集中起来,也不够一年用的。
  这又是一个怪圈:交引越贱,为吸引人“入中”,越要往多里开,越需要更多的茶叶。朝廷要想玩得转,只能始终饮鸩止渴。自然,也有那聪明人看出了问题,也出了点子:请求将“入中”粮草与茶叶买卖完全分开,而且全都以现金交易。“入中”的粮草,在京中或当地支给现钱;商人买茶,也照过去那样,到榷货务交现钱,再领茶引去拿茶。点子不错,朝廷也还真实行过一段时间。吃着正痛快的肥肉突然没了,大商人当然不愿意。他们一不愿,朝廷里替他们说话的也就张口了,说是国家没那么多现钱交纳,失利也多。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改回来了,依旧饮鸩解渴!折腾来,折腾去,大宋立国几十年,茶法前前后后就变化了十多次。
  江南东西两路,共有十州五军是重点产茶区,东路占了一大半,共六州、两军。东路所辖的一府、七州、两军,除了江宁府、太平州,其他宣、歙、江、池、饶、信等六州及广德、南康两军,全都盛产茶叶。既是茶叶主产区,茶政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江南东路当然都要首当其冲。而身为一路提点刑狱官,最头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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