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叫他苦恼的是，这一次，他碰到的竟是一只无影手！
先前，他的对手都是有形的，阎文应就是阎文应，吕夷简就是吕夷简，靶的也很明。阎文应有罪于皇后，他要阎文应对皇后之死负责；吕夷简用人唯亲，他上《百官图》告他。可现在呢，他找不到真正的对手！但那对手，似乎又无处不在。那是一只真正的无影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给你一刀，地方与角度也都无法预料，让你防不胜防，躲不胜躲，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实在可怕极了，也叫他灰心极了，已不只是苦恼了。
而他对这一切，是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这么大张旗鼓。
就他的性格而言，虽然清正廉直，却缺少做大事的勇气、魄力与义无反顾的决心。他较为细密，较为谨慎，实施具体事务可以很周到、完满，但要开创大局，摧枯拉朽，除旧布新，他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可以做将，但难以挂帅。与他常在一起的韩琦，比他粗疏，比他空洞，却也比他阔大，更有担待。如果让他与范仲淹调个个儿，局面或者会有些改观，也说不准。历史毕竟没走这一步，谁能真正说得清呢？不过，要从后来的情形看，他甚至还比不了仲淹。
仲淹的内心深处，或者已经萌动了退意？但至少，他暂时还没有任何表示，似乎也还缺少能够有所表示的机会。为滕宗谅辩护的时候，他虽说过引咎辞职的话，也提出了去向，那多半是一种说辞，并没有多少真意。
但仁宗皇帝，却抢先动作了。
他先是在迩英阁飞白，除写了一篇《危竿论》，又一口气写了十三轴大字。写好之后，就让内侍陈舜封宣丁度、曾公亮、杨安国等几个翰林学士进来了。
迩英阁与延义阁，都是仁宗于景祐二年盖的。迩英阁在迎阳门东北，延义阁在崇政殿西南，都不大。迩英阁是皇帝平时修身养性、读书听讲的所在。这几个学士都在这里侍候过皇上，侍候他读书，给他讲过经，杨安国还专门给皇上讲过《无逸》。虽然如此，巴巴地单独召见，无论如何，仍然是一种荣耀，几个学士都很兴奋。
仁宗先拿出那篇《危竿论》，叫舜封：“拿给几个学士看看。你们是行家，看朕这篇《危竿论》，还值得一看吗？”
大家一看，是篇小小的论文，不过是居高慎危的意思，也没有多少新意。但它既出自圣上之手，就又当别论了；除了文章本身，还有文章之外的微言大义呢！
丁度道：“圣上这篇文章，高瞻远瞩，申述居高慎危之意，言简意深，千钧笔力，正是圣君贤帝的胸襟气度，臣等深受教益。如果做大臣的，个个能像皇上教导的这样居高慎危，朝纲何愁不振，国家何愁不治！臣斗胆恳请皇上，能将这篇文章刻印出来，发给大臣，让他们记诵、研习。”
“嘿，也没你讲的这样好！不过寄托着朕的一点意思，倒是真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舜封，再将那十三轴大字拿给学士们瞅瞅。”
舜封将那些字纸拿过来，一一展开，几个学士都围着欣赏：“皇上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朝下再仔细瞅瞅，原来都是一些语录，一共三十五条，一条说一件事情，无非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遵祖训啦，守信义啦，好硕学啦，求忠正啦，从民欲啦，戒满盈啦，也还谈到辨朋比、斥谄佞，等等。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2）
仁宗见他们不大明白，便问道：“你们是不是奇怪干吗写这些东西？”
曾公亮道：“请圣上教诲。”
“这都是我读书之暇，没什么事的时候写的，著述权可都是你们臣子。有的是从给朕的奏章中直接摘的；有的则是臣僚们对事时说的，由朕作了概括。大体都与治政有关。你们要，就带回去分赐给大家吧，也是朕心求治的一点意思！”
皇上赐字，这是少有的隆恩，几个学士全都趴在地上感激不尽。
退下来之后，丁度又撺掇着给三十五条语录都作了注释，凑成一卷《答迩英阁圣问》，进给了皇上。
皇上特别欣赏丁度作的那篇序，指着其中的文字夸道：“从来圣明天子，没有不求治的，没有不想治国安邦、纳忠退邪的。关键在于明与威、断。明则不惑，威则善纳，断则能行。这三样是纲，能做到这三样，就无往而不能。说得好极了，就是这么回事。唐宪宗的例子，举得也好。”
据《唐书》上记载，唐宪宗也是个求治之主。每次遇到事情，他都要向臣下反复问清道理，然后再感叹一番：“凡是好事，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你们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希望也能真正动手去做，不要光说空话！”大臣李绛，接过宪宗的话茬劝道：“陛下这话说得太好了！但微臣也与天下百姓一样，看陛下，也只看行动，不光听言论。但愿陛下也能说到做到！”
仁宗意犹未尽，继续说道：“你们不想让宪宗专美于前代，是望我也能言必行，行必果。朕岂能让你们失望！咱们君臣一起努力，都再不说空话，只干实事！”
丁度叩头道：“皇上圣明，做臣子的再没有说的了！”
皇上当时就从问答里面挑出五六件，让丁度转告中书、枢密院，让他们参照执行，不过是些大的办事原则，官话而已。类似的话，光大宋立国，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跟着，皇上又连下了几个手诏，要二府大臣找一些可以说到做到的急事，抓紧处理。是不是要专门印证他的新作风，就不大好说了。
余靖见皇上又要生事，赶紧求见，先奏道：“陛下近来赐字、下手诏，臣等大体都能体察圣意，既觉着内疚，也替圣上着急。圣上龙体要紧，还请皇上不要过于操心，凡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的。”
仁宗叹道：“国家的事情老是没有起色，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余靖道：“陛下因为看到天下因循，弊端四起，所以起用新进大臣，振兴图治。可一年多来，各位大臣尽管也颇尽心，却进展迟缓，有时是他们不了解圣上的思虑所在，张冠李戴；有时虽有章有法，却不满大家的意，闹得怨声四起。上下始终难以同心协力，共赴艰难。到最后，原本任事的大臣也都有些畏首畏尾，不敢出力了。皇上焦急，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仁宗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禁不住接口道：“是呵，朕岂是个没事找事的人哪！”
“微臣私下里反复想过，眼下这事儿，一时恐怕还是难以称心！主要是时势不在当口。”
“什么叫时势不在当口？”仁宗不大明白余靖这话的意思。
“陛下，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上下难以同心协力。而不能同心协力，关键又在上下没有大灾大难可以共同面对，人心不一。微臣纵观历史，多半总是因为有了大灾变、大患难，上下有目共睹，全都看出不变革不能克服危机，不图新不能生存发展，于是，帝王不失时机倡导于上，贤才众志成城戮力于下，目标统一，上下同心，共救艰危，变革这才会顺理成章，卓有成效。没有这种可因可乘的时势，想大动作，总会矛盾百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照你说来，本朝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可乘可因的时势呢？”
“有。元昊造反之初，契丹骄横又乘人之危，国家震动，举国忧戚，那个时候就是变革图新的最好时机。可惜吕夷简、张士逊一班人因循守旧，不达权变，错失了大好机遇！”余靖似乎有无限感慨。
“依你看，眼下该怎么办？”
“依微臣之见，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强求。既无大变革可因可乘的时势，就不宜大肆更张，只宜脚踏实地做些利民利国的实事，诸如选才择官，去冗兵冗费，理财足用等等。当务之急，则是为官作宦的各怀倔强，自行其是，相互倾轧。唯有请皇上圣明独断，自揽权威，法出令随，天下慑服，才能国家安泰，渐趋大治！”
余靖的话不无道理。大变革，确实需要时势凑合，不能强求；可另一方面，不变革，实事也难做。仁宗还不就是因为实事做不下去，才要振兴图治的吗？那么，仁宗也不容易。
不久，仁宗皇帝又开了一次天章阁。这次召见的，清一色是中书与枢密院的辅政大臣。
刚行完礼，皇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都是朕的辅弼大臣，有什么想法只管说，不要避讳。”
章得象、范仲淹等都躬身答道：“请皇上明谕，臣等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皇上说：“五个问题：第一，该用什么人去守卫西方边境？第二，国贫民穷，怎样才能国富民康？第三，军马倒是不少，怎样才能兵强马壮？第四，将帅不和，怎样调节，让他们亲如兄弟？最后一个，贪官奔竞、不择手段的人屡禁不止，怎么才能阻塞、抑制他们？”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3）
五个问题都很具体。当时虽各有所答，退下来后，大家还是合上了一个条陈，作出更细致周密的回答。但问题既是老问题，答案如何能新鲜，不外老生常谈而已。
而回答一些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范仲淹，无疑是一种难堪，他心里原已潜藏着的退意，终于跃上层面了。
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迫使他不得不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
石介没当成谏官，还在他的老位子上炒冷饭吃。后来还是杜衍、韩琦看不过去，举奏叫他升了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升不升官，他似乎也不大在意，仍然我行我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全都落实在行动上，不但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张扬，招摇过市。
他家里没马，要访问什么人，路远都得找人借马。人家还没问他，他已经自报山门，说：“今儿我要去拜访某某，像他这样的贤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几天都没见他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至于某某那样的东西，他就是八抬大轿抬到我家门口，我也不会去的！那天，有那么一位想邀我去壮壮门面，叫我碰了一鼻子灰，到现在也没吭一声哪！再像某某，他就是不叫我去，我也会自己打上门去看望。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石某人，就是这个德性，哈哈哈！”
借了马，呼七喝八地去了。
他不仅常常做客，自己也好请客。平常就率性而为，老朋友们相聚，他的嘴更会没有遮拦，想哪儿说哪儿了。
他所攻击的对象，无非还是《庆历圣德诗》所骂的吕夷简与夏竦那一批人。吕夷简已经致仕，不能还手了，夏竦可还在台上。而他们这批人多少都有些不带事，而且也有些敢作敢当，只要有机会，总是要狠狠还手的。过去结的疙瘩还没解，他们正悄悄较劲呢，还搁得住石介再这么张牙舞爪地挑衅张扬吗？
机会不全是被动的东西，常常也能创造。
石介是文章名家，书法文章所在都有，夏竦手头就搜集了许多。他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对他宠信的一个小妾说：“你们整天瞎嚷嚷没东西练手。我看石守道石大人的文章书法，就很值得玩味。怎么样，我这里倒搜集了不少，给你拿去学学？什么时候学到家了，既形似又神似，再拿来见我，我来给你圈点。好不好？”
小妾喜欢的就是书法文字，当然欢天喜地，立马领了任务走了。这小妾原来就冰雪聪明，何况又要讨老爷喜欢，更加努力尽心，很快就学得炉火纯青，几乎可以乱真了。
夏竦拿在手里反复推敲也找不出半点毛病，禁不住夸道：“你是真行，我都看不出一点破绽了！晚上叫太太将那匹蜀锦拿给你做裙裳，算是奖励！”
小妾高兴得什么似的！
有一天，夏竦又拿来一封信，说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也没谈别的，不过说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大话，希望他与范仲淹这些辅弼大臣，能像伊、周一样好好辅助皇上，共趋大治，叫天下繁荣昌盛。不过，“伊、周”两字有些涂抹，改成“伊、霍”了。“这是石大人新近写的一封信，你再拿去抄一遍。脱胎要是再像，你这功夫可真就算学到家了！”
小妾功夫已经到家，当然不成问题。可这一字之差对于石介，可就有天渊之别了：有可能就因为这封信，将他彻底送上鬼门关。
原来这伊、周，通常指的是伊尹、周公；这伊、霍，则是指伊尹、霍光。伊尹、周公，一个是商汤的臣子，一个是周成王的臣子。他们两人虽然也有废立之举，但都以辅助皇上建功立业而名垂史册，是有名的贤相；霍光也是汉朝名相，但他曾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了孝宣皇帝刘病已。从来伊、周并称，强调的是辅政贤相；而伊、霍并称，强调的则是废旧帝立新帝。所以，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