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一件可行。太祖雄才大略，古今少有，深爱西京洛阳，可迁都的事只想过一想，就再不提了。此后，没人再提迁都，既因为根本做不到，也是要恪守太祖的遗训。他们倒好，上下嘴皮一碰，主意就出来了，全不思前想后。别的不说，眼下汴京修缮都难以开支，拿什么去修西京？囤积粮草是好，也要先有粮草。他说可由陕西东下，或由汴京西上，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也得有船，有漕运可通才成哪！”
仁宗点头赞同：“所以，朕也没打算去做呵！”
“再看这《百官图》。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倒好，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是这么简单，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
仁宗听到有个绘画待诏就成的话，先忍不住笑了，及至听到要将皇上置于何地，也觉着问题严重，再笑不出来了，双眉也慢慢皱了起来。
范仲淹一风闻这场谈话，立马就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
大宋遗事 第四回（2）
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范仲淹竟不幸说出一段昏话，说是：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怀疑舅舅家，以致终于有了王莽篡权的惨祸。微臣恐怕朝廷也有张羽一类人破坏陛下的家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能不及早辨别！
这一次，夷简也不再迂回了，声色俱厉：“皇上，一块石头一个坑，块块都得有交代！就算我是大奸大恶的张羽，十恶不赦，谁是想篡位的国舅爷王莽？事关社稷兴废存亡，绝不能含糊。要是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样信口雌黄，离间君臣，也绝不能轻轻放过！微臣个人的黑白荣辱算不了什么，还有朝廷，还有天下！”
仁宗也气急败坏：“这个范仲淹，简直无法无天！这种事是好随便说的吗？”
丞相说：“皇上，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要是有人借着由头发难，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上越发震怒了。
仲淹不识相，还在那里一个劲儿地上书论辩，言词则更加激烈凶狠了。
亲近吕夷简的侍御史，抓住机遇也上了一道奏章。除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出一系列名字，说范仲淹引荐朋党，混乱朝政，请求出榜朝堂，以示警戒。范仲淹当官多年，举荐的人自然不少，要凑出几个朋党，还不举手就来吗？
仁宗也还真听了，除了张榜朝堂以示警戒，又敲山震虎，有模有样地要整治朋党；仲淹本人，则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去了。
该说话的台谏官员，个个噤若寒蝉。不要说为他说话，这时的仲淹，早成了麻风病患者，差不多的人，谁都离他八丈远：都害怕圈进朋党，断了前程呵！到丞相那里申明表白，要卸个干净身体的，倒是大有人在。
不过，也有横的。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第一个站出来为仲淹说话。他劝仁宗：“先前，仲淹上书说太后与皇后的事，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陛下都能容忍、褒奖；这次不过指责大臣，若是不对，可以不听，怎么就不能宽恕他呢？汉武帝的时候，汲黯攻击平津侯公孙弘奸诈；三国的时候，东吴张昭攻击鲁肃粗疏。汉武帝与吴大帝孙权，既不听，也不问罪，两个人都用，留下一段佳话。陛下亲政以来，因为言事已经贬过几次官了，恐怕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情！能不能请皇上收回成命？”
皇上没有收回成命，倒是收了余靖的官职，将他贬到筠州监收酒税去了。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尹师鲁是个《春秋》专家，继柳开之后振复古文，卓有成就。他干脆自认同党，请求贬职，对皇上说：“臣一向认为范仲淹直谅不回，尊他为师友。仲淹得罪之后，朝廷也有人议论我与他的关系。既然他已经贬出，我也应该连坐。国家虽宽恩不予追究，我自己又何尝能印樟⒂诔ⅲ∮嗑副纠从胫傺兔皇裁垂叵担家蛭蟮潮槐嶙吡耍腋荒芙男颐庥璐Ψ郑∏肓⒓创Ψ治⒊迹悦鞯湎堋！�
自己找上门来讨倒霉，向朝廷示威，还有不问的吗？皇帝也让他到郢州收酒税去了。
倒霉的还有一个欧阳修，这时是镇南节度使掌书记、馆阁校勘。
他是倒了一个曲里拐弯的霉。
范仲淹出事之后，他特恼火台谏官员当说不说，装聋作哑，一个都不出来救助，便奋笔给右司谏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责他非但不为仲淹说话，反而诋毁罪有应得，不但不是正人君子，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
高若讷气不打一处来，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气出尽了，这才将欧阳修的原信，呈给了皇上。
皇上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有人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原来，有个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气这件事。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专指这件事，专说这几个人，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褒贬虽然不一，笔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韵脚各异，自有起讫，绝不厚此薄彼。最后表白心迹：“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明白说明，就是要让朝廷知道。朝廷还不知道呢，诗倒先传入民间了，人们争相传阅。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卖得那叫快！
这么个来法，当然不会没人算账。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希恩讨赏，应该重罚。警戒朋党的朝榜，确有一条禁止越职言事，韩琦算是歪打正着。两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
大宋遗事 第四回（3）
事情虽闹得沸沸扬扬，仁宗皇帝却理直气壮，他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俨，其余都于真宗在位期间先后亡故了。仁宗所说的皇太弟，该就是元俨？元俨当年确实最得太宗的宠爱，到二十岁还不让他出宫，人都称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帘，他也早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了死老虎了。尽管如此，这接位大事，躲还来不及呢，谁敢掺和！何况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谁没事找事去！仁宗的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终于再没人提了。至于仲淹究竟有没有上密书请立“二十八太保”，当然更没有人问津了。
诸事平静之后，仁宗开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么大事？音乐改革。本来，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缘木求鱼。不抓音乐改革，岂不是大大的失策？
这也是有传统的。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为五弦，则是因为五弦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弦和畅，则预示五材并用而不悖；五材并用不悖，凡事也就顺畅无阻了。真宗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至少还整顿了太乐、鼓吹两署，淘汰了五十多个滥竽充数的乐工。仁宗再心无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而一无所为呵！何况，他根本就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而极想有所更张呢！
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知音，就是集贤校理李照。李照告诉仁宗：“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他又胆大妄为，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
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再找几个都说是行家的人一问，又没说不对，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
李照也确实能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
可铸钟的工人，却在里面捣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吗？铸的样钟一出来，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着觉：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不但砸饭碗，弄不好还要丢掉小命，他们能不担心吗！
他们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好歹央求他们：“千万请各位爷们想点办法，将声音略略提高点儿。要不，根本就没法儿唱出声音。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们这帮人的性命，全捏在爷们儿手里，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
救人本是善事，何况还有白花花的银子！铸工们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那么神圣的乐钟，会叫铸工们做了手脚！就是李照，也全无疑心，到死都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
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一切就绪，仁宗亲自来到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奏的雅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全都欣赏得头头是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李照等一干有功之臣，也都升了官。
不久，问题可就出来了。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
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秬黍是一种黑黍。《汉书？律历志》说，古人以一粒中等黑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又以能容一千二百粒这种黑黍为一龠，合龠则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此外，还以它来定重量：一龠，即一千二百粒黑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虽然可以从长短、容量、重量等三个方面来把握黄钟，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无法统一。
问题出在黑黍身上。地方不同，种类不同，营养不同，黑黍的个头、重量等等，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有个“中等”的限制，也无法根本忽略它们的区别。而铸钟又恰好特别娇气，长短、大小有一点不同，那声音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人已经为这个打得焦头烂额。就说长短，《汉书》虽有用“广”之说，并没有明说这“广”究竟是指一颗黑黍的长，还是宽？后人既有用长的，也有用宽的，还有用宽再加上一点缝隙的。那结果，虽同是十粒黑黍，一寸长短就差了去了。说到容量、重量，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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