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知道什么是非曲折，不过关心实际利害罢了。有害就怨，见利则喜。就是五百人为一大保，于老百姓怎么就有害了，要搅扰他们？”皇上很不以为然。
“交子的事，诚如陛下所说，实在是不得已才搞的。”安石要给文彦博留点余地，有意岔开话题，“但陛下也宜慎重考虑：财政不足，又没有得力的人才，边境上的事，暂时最好还是以静重为主。边事静重了，夷狄不能为患，咱们可以全力修持内政。内政修成，财政充足，广有人才，做什么都会无往而不成！”
“无论怎么说，祖宗法制俱在，不该更张以失人心！”安石是真要从陕西事情吸取教训的，很快又将话题引到这上面来了。可文彦博另有看法，且已经亮过相了，这种当口，不能不说话！安石话音一落，他又顶上了。
“更张法制，对士大夫确实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至于老百姓，他们有什么不便？”皇上冷冷地问。
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4）
“可皇上是与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文彦博也丝毫不让。
“爱卿说得对。可士大夫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每个士大夫都说不该变法，也有许多士大夫支持变法！”神宗望着安石笑道。
“如果旧法制都是好的，现在就该财用充足，兵强马壮了？可事实并不尽然，总该是旧法出了问题？”安石提出了反证。
“法再好，也得要人去执行。”文彦博换了一个逻辑。
“是呵。既要人推行，就该举贤任能，纠正罢免那些偷懒渎职、不执行法令的人。真要这样，岂不人人都很开心？可事实呢？一个赵子几，在府界办事相当能干，不论维护治安，纠劾不法，都卓有成效。可就有人偏说他是刻薄小人，不该奖用。像这样上下煽惑，苟且惰怠，不愿奉行法令的事，也非止一端。照这样下去，谁肯推行法制呢？”安石说。
他居然能接过文彦博的话茬，反戈一击，且一点不露声色！皇上不由得悄悄地笑了。
安石却只点到就止，转而说道：“赵子几在郊县修保甲，光陈留一县，没有报告的盗劫事情就有十二起！陈留方圆不过几十里，一两万户人家，不报官的盗劫就这么多，老百姓被骚扰有多严重，不说也知道！保甲就是要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怎么反倒说它骚扰百姓？这真叫人搞不懂了！谁也不愿多事。要说更张，总是万不得已。而且，总是看着对老百姓有利，才做；要是有害，怎么着咱们也不去做。还有一层，有些事虽然有利，但目下条件还不成熟，也照样不宜做。像###西夏、契丹开拓国土，目下就要慎重，最好不做。《中庸》说：‘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天下的事情都要先确定下来，已经定下来的就要坚持，不能因为有人议论就动摇改变！”伐夏不利，让安石更清醒地看到了大宋的力量，他深以为忧。刚说两句，又转到了这个话题。而最后说的，则话里有话，所想也就更远了！
“那是自然！没有准头，怎么办事？”皇上似乎很能了解安石的隐忧，很爽快地答应说。
人家的话没错，皇上与安石真像一个人！文彦博悄悄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冯京见文大人自动熄了火，也不吭声了。
论辩虽不占上风，但对于陕西诸人的处理，他们却远远走在前头：不仅钟谔罪在不赦，韩绛也想一棍子打死。可韩绛却有另外的算法：兵出西夏，抚宁堡与啰兀城、银州虽得而复失，但西夏人只在抚宁得手，败多胜少，顶多也就是个平手。他请朝廷爱惜前线将士的勇气斗志，给他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不要轻易处罚。要处理，则请处罚自己，自己原该承担全部责任。
安石也为韩绛辩护：“陛下自接位任用韩绛，从来没以军事智略看好他；这次，也是他主动请缨，为国分忧。他有闪失，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臣听说，士兵们在前线缺吃少穿，有的甚至只能披件纸甲上阵。要靠他们取胜，也真不容易。当然，钟谔勇而无谋，韩绛确实有失察之过。”
“他们闹了这么大娄子，不处罚怕也不行。”皇上说。
“处罚是要处罚，只该适可而止。”安石说。
权衡的结果：韩绛以本官贬为邓州知州；钟谔降为汝州团练副使，以后又一贬再贬。给韩绛的贬词，说是：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场之伤；丁壮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连皇上也下了罪己诏，说是：朕德不明，听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重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恻隐之恩，以昭悔过之意。皇上如此，安石身为主事丞相，自然也要自责，请求免职。责任既不在他，皇上安慰一番，也就了事了。
文彦博一伙既然只能扳倒韩绛、钟谔，而扳不倒安石，便转而全力攻击王韶了。王韶原是安石最看好的边将，不砍断他的这一只胳膊，他们说什么也不甘心。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县人，也是进士出身，做过一任新安县主簿，一任建昌军司理参军。有人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他就离职赴京了。可命运不济，愣是试而不中。这一不中，却叫他幡然悔悟：官场如此因循守旧，照这样论资排辈，随水流年，什么时候有个尽头？就是有幸升官晋爵，不死不活，尸位素餐，究竟又有什么意思？大丈夫在世，应当轰轰烈烈，真正做一番事业，才不枉虚走一遭！一声长叹之后，他干脆辞官不做，一头扎进了西北。他一向关心边事，早已简册在心：四夷的关键，不过契丹、西夏；而上上策，则是暂和契丹，先取西夏。收夏，又当先收河、湟吐蕃，断其右臂。右臂一断，西夏腹背受敌，也就可以不战而胜了。计划虽有，毕竟纸上谈兵，要去那儿实地考察论证一番，才能提出最切实可行的方略。
当时西北，大宋不过也就拥有秦州、渭州一带而已。大片的汉唐故地，所谓河西、陇上等，虽说仍是番汉杂居，却主要为吐蕃所占。吐蕃各部落中，尤以唃厮啰势力最大，几乎占领了河、湟一带黄河两岸的所有土地。唃厮啰是译音。“唃”是佛，“厮啰”是儿子，连起来，就是佛的儿子。崇尚佛教的吐蕃，尊崇一个人为佛的儿子，就如汉人称皇上为天子，其尊隆自不待言。唃厮啰接受大宋的分封，西夏与大宋对立，大体也是站在大宋一边的。不过，他始终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完全归顺大宋。既非归顺，他在时已不免望风使舵，因势而动；到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董毡、瞎毡、磨毡角等走上舞台，更变化无常了。这三个人虽为兄弟，却同天不同地，只有瞎毡与磨毡角是一母所生，董毡另有生母。因为政治背景不同，三兄弟各占一方。董毡继承了唃厮啰的封号，最强，独自占领了西夏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瞎毡先死了，他的儿子木征，接替他统治着河州一线。王韶经过大量实地考察之后，终于给朝廷上了《平戎三策》，提出了系统的战略设想：河、湟原是汉唐故土，地可以耕，民可以使。西夏可取，先复河、湟。收复河、湟，就斩断了西夏的右臂。要复河、湟，黄河以北，先抚董毡；熙州、河州，当服木征。这两个人一臣服，河、湟一带就没事了，北进也有了稳固的基地。条件成熟，就可以前后夹攻西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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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5）
“王韶的平戎之策，与爱卿不谋而合，可谓天下至理！”皇上想起当年安石的设想，高兴地说。
“臣不过坐而论道，王韶才是脚踏实地、实地考察研究来的，才真可钦可佩！满朝之中，能这样辛劳国事、踏实苦干的，几乎绝无仅有！这样的贤才，朝廷应当好好重用他！”安石动情地说。
“当然，朕这就六百里加急召他进京！”皇上说。
王韶进京一谈，不仅战略思想堂庑廓大，连实施的要领也无不了了分明，皇上与安石都高兴得什么似的。先是让他主管秦凤路经略司的机宜文字，后来又让他独当一面，提举秦州西路沿边一带的番部事情。文彦博原来说什么也不同意，无奈安石一再坚持，皇上最后还是同意了。
王韶一到任，就提出两件事：一是，在秦州西边的古渭寨设立市易司，由官家垄断与番族的边境贸易，让全部通商营利尽归朝廷所有。二是，在沿边一带募人垦殖大片荒地。目的嘛，除了发展边境经济，解决守边经费困难，垦殖军民也是一支重要的战备力量。一举数得，不是再好不过吗？因为安石力主，这两件事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就让王韶兼管，还专门给了他三十万贯钱作为营运的资本。
刀子，也就是往这两件事上捅的。动手的，乃是秦州知州李师中，王韶的顶头上司。这李师中原是支持王韶的，不但支持，还高抬他，说他有王佐之才，举世罕见。及至听到风声，说枢密使文彦博、参政冯京都骂他生事邀功，立马就转了向，向王韶捅起了刀子。一是说，河西一带根本就无荒可开，王韶是在欺诓朝廷。再呢，就说远离秦州在古渭寨设置市易司，是开门揖盗，引诱西夏滋事进攻，而且又影响秦州方向的原有贸易；最不能容忍的，是王韶贪赃不直，将本钱交给亲朋故旧，让他们买卖取利。几千里路开外，要查，可没那么容易！何况，派的人不一样，结论还可以随心所欲呢！
文彦博接到折子，当时就找皇上说了。冯京与他已经有过多次配合，自然也要帮着呐喊。
安石苦苦一笑，辩道：“陛下，用人不疑。王韶是做大事的，难道会靠撒谎邀功？而且，他似乎也不可能贪赃不直，全部资本不过三十万，就是贪，所得也有限。当年，太祖皇帝任用边将，每每倾其所有：凡边境上的一应好处，全都赏给主帅。他们有职有权，富于资财，才更尽心戮力，忠于国事。那时边境相安无事，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照臣看来，陛下可以不去计较。至于王韶该不该在古渭寨设司，最好也相信他的判断。他深入实地多年，所以选定古渭寨，总有他的理由。秦州原是要往古渭寨运钱的。那里生意做好了，省得运钱，一举两得，并没有坏处。番人里面也有富贵大户，资产远远超过三十万。要说启衅诱攻，首先该是这些番族大户，且轮不到古渭寨！”
“安石说得虽不无道理，但李师中也是方面大臣，想来也不至于无中生有？不论怎样，派个人去查查，总不为过。”文彦博以退为进。
“是呵，派人一查，是非黑白不都清楚了吗？两方面都洗清了。”冯京附和说。
“不是不能查。难得有人勇于为事，王韶又是个难得的干才，我是怕挫了他的心气！”安石实在无奈，只好托出了心思。
“是倒是。可不查一查，怎么能分清是非呢？是不是就请枢密院派人去查一下？”皇上有他的逻辑：凡有是非，就得弄个水落石出，皇上怎么能含混？至于有些是非可以、而且不必去计较，皇上暂时是没这个概念的。
皇上都有了决定，安石也就不再说话了。
文彦博派的人，还能查出别的结果吗？地是没有一亩；贪污，确有其事，九十贯左右。既抓住证据，文彦博、冯京当然不会放过王韶。御史们也闻风而动，纷纷要求严惩王韶。人家有证有据，安石有口难辩，只好退守：一是请皇上从宽处理；二是反复申述利害，请皇上另派人实查。皇上也看重王韶，又磨不开安石的面子，且贪污数目不大，欺诓事出有因，也就网开一面，只贬去了王韶的著作佐郎，依旧让他经管原事，以观后效；另又派了别人，前去复查。
这新去的人更绝，两头不得罪。送折子回来说：贪污的事，弄错了，没有这事儿；至于地，还得进一步勘察体量，才能得出结论。
虽没能彻底还王韶一个清白，到底有了转机。安石抓住由头，请皇上再派能臣前去调查。皇上也看出蹊跷，另外又派了人。他的结论是：两者纯属子虚乌有。荒地确实有，王韶也根本没贪污。既然如此，贬去的著作佐郎只好又还了他。反复之间，李师中自然也难讨好，被贬去知舒州了。文彦博、冯京，不过白白欢喜了一场。
可颠来倒去让人反复核查，结论又瞬息万变，一个稍有自尊的人，心里都不能没有想法，何况王韶这样志大才大的人！他已经上了折子，请求辞职归田。那话，当然也不免刺激难听。因为到底还了清白，安石也一再去信抚慰，请他务必以国事为重，他这才一心任职了。至于安石，保住了爱将虽不无欣慰，那种辛苦恣睢的无奈，自然也同样要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