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4）
薛向听到消息，先给皇上上了一份折子，诉说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担心升官与否，而是担心目下的事业能不能再做下去！皇上当时就下了一个手诏，着专人加急送给了薛向。手诏写道：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薛向见到手书，自然感激涕零，益发效忠皇上了。
就在这前后，枢密院有了空缺。这冯京被用，岂不是十二万分的无奈吗？
就这，第二天神宗还是动摇了。他问几个执政：“朕想想，冯京还是有些问题，太弱！大家看看，能不能与司马光一起用呢？”
“我看可以。”公亮说。
“司马光比冯京多少是要强一些，但流俗以他为宗主，就更不好应付了！而且，枢密院的事，司马光果真明白吗？”安石说。他身处第一线，不能不关注双方力量的消长。最后一问，也实事求是。
“不明白。”神宗想起司马光先前辞枢密副使的折子，如实说道。
“既不明白，虽强于冯京，与枢密院的事有何补益？不过徒然增加流俗的力量，与新法抗衡罢了！”安石说。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公亮说，“真宗用寇准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寇准，他说：‘就是要异论相搅，大家才会各自小心，不敢为非作歹！’”
也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他自己或许也有些不大清楚，或者，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终于叫他有些晕头转向了，他当真有些退缩了？这话可不像丞相说的话。安石一时明白不过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他一眼。这是大是大非，不能不辩：“丞相这话，自然不无根据。可照实理说来，却不够全面。倘若朝廷果真人人异论相搅，还怎么治理天下？我倒是以为，朝廷任事大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天下事是再办不好的！”
“对。不能让异论相搅，必须步调一致！”神宗也深有体会。
公亮这才懊悔起来：真是老了！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呢？至于司马光，他还是想留在枢密院。
“这事怕也由不得朝廷！前不久，朝廷不是也用过他？他因为言事不听，一再辞了的。这次，他要是再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不就职，朝廷怎么办？”安石说。
怎么办？没法儿办！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还是算了吧！神宗到底下了决心，只用冯京，不用司马光了。
这事虽然了了，可安石一想起曾公亮的话，就非常不安：已经步履维艰，再要来个异论相搅，简直待都没法儿待了，更甭说别的了！到与皇上单独相对，安石到底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陛下，君子从来不肯与小人厮搅。之所以还与他们应付，不过等着人主觉察，当机立断，有所判别而已。假如始终要君子与小人厮搅，他们只有卷怀而去了！君子入仕，不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主要还是想行其大道，忠君报国，造福苍生。倘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还有什么指望呢！”
神宗虽明白这话的分量，可除了安慰与空洞的承诺，一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安石原只要皇上明白自己的心迹，并没幻想出现奇迹，说过也就算了。虽然如此，君臣之间毕竟又多了一分了解，日后相处也就有了一条更实在的底线。这对于双方，都不无益处。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的君实，终于请求外调了：想去许州或西京洛阳。
神宗挽留他说：“爱卿怎么能走呢？朕正要重申前命，让您去枢密院，您就接受任命吧？”
君实苦苦一笑：“臣旧职都应付不了，哪里还敢升任！”
“您何必这么说呢？”神宗问。
“微臣实在不敢再留在朝中！”君实好像有无限苦衷。
皇上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劝道：“是因为安石吗？您与安石关系一向不错，干吗多心呢？”皇上可能忘了君实专攻安石的密折，要不，就是有意回避？劝人嘛，总要拣能说的说不是？皇上也不例外。
“臣与安石是不错。可自他执政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意见相左。”君实自己倒是说得转了，“如今忤逆安石的，比如苏轼这些人，谁都被栽赃陷害，中以危法，臣怎能不心惊胆战？只要能保持清白，不被糟践，贬谪削黜，臣都认了！且不说这些人。我与安石交情再深，怎么也比不了吕公著与他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开始荐公著的时候，将他说成一朵花；后来诋毁他，又成了千古罪人！同样一个人，前后怎么就有那么大差别？说出来也要有人信哪！”
“安石与公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到他有罪，安石丝毫不敢隐瞒，说明他大公无私，一切以国是为是，不正求之不得吗？而且，像青苗法，已经很有成效了！”神宗的逻辑完全相反，君实倒踢了一个乌龙球，反给安石平空加了一分，也实在没有办法！
“这事天下都认为不对，只有安石与他的同党才这么认为罢了！”君实再不提公著，只说青苗法了。
这么说，朕也成了他的同党喽！可与他较不了真，还是说别的吧！“苏轼不是什么贤士，爱卿怕是偏听偏信了。他的奏折，朕还不知道，早就传得朝野尽知了！他葬苏洵，韩琦送他三百两银子他不要，却用官船贩卖盐与苏方木、瓷器。这样的人，能是贤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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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5）
“这不过是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造谣攻击罢了，臣所以不敢不去咧！而且，苏轼再坏，也比那个不为母亲守丧、禽兽不如的李定强多了！他不还是一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如果陛下能圣威独断，凡事都裁之以理，再力行不倦，久而久之，风俗人情自然就会改变了。陛下且将春天与现在比比，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只要陛下勇往直前，会越来越好的。”安石绵中有刚，既有批评，也有鼓励。
“爱卿说得对。目下西夏又蠢蠢欲动，边疆臣子要是不受用，怎么办？”神宗的思路一向快得出奇，又跳到西夏去了。
安石一笑，安慰神宗：“陛下放心！法行，则人人可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怎么会无人可用呢！关键在于法出令随，有法必依，犯法必惩。舜做天子，他父亲瞽叟杀了人也不能不受惩罚！这可是尧舜所为、孟子所说的事，不是申不害、韩非他们说的。”
“不错。武后能驾驭那么多豪杰之士，还不就是因为她执法如山吗？”神宗举一反三，又提出唐朝武则天的例子。
“陛下圣明。如今的士大夫，还有谁能比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这些人更强？他们都能为国法所驾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陛下尽管放心吧！”
安石说的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手下的能臣。这种比较最有说服力，神宗会心地笑了。
由司马光引发的新一轮斗争，终于以他的出知永兴军而告结束。他的官衔则由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改成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照算该是正三品了。陛辞的时候，皇上叮嘱他：“爱卿去守长安，边界上有什么动静，务请及时报告朝廷！”
司马光却说：“回陛下，臣守长安，离边界还远着呢，怎么能知道边界上的情况？”
“怎么不能？王陶当年守永兴军，西夏人进攻大顺，就是王陶最先得到的情报。”神宗提醒他。
“王陶耳目心力过人，臣怎么敢比他！职分之外的事，臣一概不敢过问！”司马光冷冷地说。
“那就多管管本路民间的事吧！”神宗知道与他计较不得，只好改了口。
“那是自然。”司马光回答。说完，磕了头，径自下殿去了。也就打这一天起，他三缄其口，再不轻言朝政了。
神宗不是担心西边有事吗，需要一个重臣去宣抚陕西。
安石主动请缨：“陛下，臣还没有经历过边事，应该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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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6）
皇上先也同意了。可韩绛原是知过庆州的，又想为安石分忧，也请缨说：“朝廷正倚重安石，怎么能没有他？要去，还是我去吧！”
安石不同意：“您比我更重要，还是我去的好！”
神宗见他们都拣重担挑，又高兴又感动，说：“你们二位是朕的左臂右膀，朕谁都离不开！倘若韩绛要去，有需要也可以商量着来，内外相成，也就同在朕身边一样了！”
“陛下说得对。我有事，可以给安石写信。安石在中书为里，臣在陕西是外，正好互为表里！”韩绛接口说。
“臣因为不习边事，每到议论决策，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眼下陈升之请了病假，中书必须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留韩绛，我去陕西的好！”安石还是争道。
皇上权衡结果，还是叫韩绛去做陕西路宣抚使，而且特意放权给他：来不及奏报的机要事情，许他便宜处置。又亲自下令，要两府大臣都到韩绛府上去给他送了行。
韩绛西征，参知政事不又有空缺了吗？补的谁？还是冯京。韩维倒是不错，但他对新法根本不热心；有个吴充，资历、人望等各个方面虽都够格，尤其是比别人更懂实际事务，可他与安石是两亲家，安石的女儿嫁了吴充的儿子，已经权了三司使，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做参知政事！皇上想想也是。一来二去，又落到冯京头上了。这官场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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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1）
立保甲图长治久安
惊民变兴断指之谣
司马光与冯京这一出一升之间，朝廷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大致有两件事：一是，三司条例司并归了中书；二是，曾布成了一颗上升的新星。
三司条例司，不是早就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