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第157部分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3）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直口快。身为馆职官员，都应当时时替朕想着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而且，还要想到就说，毫不隐瞒。”
　　“谢谢陛下鼓励。”苏轼也开始谦虚起来。
　　“除了贡举，对于朝政，您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您也直言不讳。”神宗说。召见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微臣不敢乱言。”苏轼推辞说。
　　“不敢说，不等于没的说。不要有顾虑嘛！”神宗听出他话里有话，鼓励说，“不是说了吗？治乱安危，成败得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尤其是当前的政治，有什么不妥当的，更要说！就是朕本人有什么不对，也都可以说，没有必要忌讳。”
　　既这么说，苏轼就不客气了：“陛下有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怕就怕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快，听言太广。孔圣人说：‘欲速，则不达。’陛下要时时警惕才好。”
　　“能具体说说吗？”神宗问。
　　“陛下，这只是臣的一点儿直觉。要说，也只能说出一点儿印象。”
　　苏轼垫了这么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那么“一点儿印象”来了：无非是刚任命的那些官员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说到吕惠卿、程颢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对他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察。”安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两位爱卿说得都在理，先放一放吧。到有实事职位空缺了，再调他！”神宗也赞同了。
　　皇上既这么说了，子瞻的任职也就没动。此后，随着朝廷措置日渐增多，子瞻的不满与忧虑也日益高涨。到八月，国子监进行举人考试，他也是试官。出策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抓住机会，大大发泄了一番。他出的策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抑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抑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抑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
　　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说的都是前代君臣的故事，那意思也一目了然：勤快、独断、信任这三条，虽都是历来治政的必要条件，但在不同的君臣那里，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当权者得小心，不要以为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种警告尽管不是毫无意义，却是紧承着他那三件事来的，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不说这个，其中所夹杂的冷眼、不满、挑衅与夸大其词，谁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正积极治事的诸位当权者，比常人更要敏感十分，读了这样的策问，能无动于衷吗？对这样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与现实政治路线大唱反调的官员，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是少有的宽厚，还想升迁，未免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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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5）
至于贡举改革，到底赞成的人多，连韩维他们一干人投的都是赞成票。虽然还来不及彻底付诸行动，但对未来，毕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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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四回（1）
薛师正发运使江淮
　　王乐道仕宦绝京都
　　说到用人，最黑暗的莫过于专制政体了。倒不是没有法律条令，也不全在独裁专断，办事缺少透明度，实行暗箱操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是暗箱操作，只要主持人高兴，上下其手、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什么可怕的事做不出来！古往今来，栽在这里头的仁人志士、贤臣良将，真可以说数不胜数！
　　这几年风头不顺的薛向薛师正，眼下就遭遇了不白之冤。
　　他不是因为钟谔收复绥州，一贬再贬，最后贬到潞州去了吗？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只在州里认真管事，别的一概不去沾惹，尽管这样，也还是不行。有人愣是要找他的霉头。这找事的，就是淮南转运使张靖张思平。
　　潞州属河东路，与淮南隔山隔水，风马牛不相及，这张靖找霉头怎么能找到河东去了呢？这就要归功于国家的大一统了。国家一统，官场就有这种撕捋不开的粘连之处。看着毫不相干，不知哪儿忽然来了一阵风，天南地北的官员竟就搅上了，没准还要叫您很吃一顿苦头。要不，做官做老的人，怎么谁都不敢得罪，哪怕远在天边、毫无牵扯的官儿，也总不放过，要拉他一拉呢？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人家，或落在人家手里了。多一层关系，正是为着这不时之需。张靖虽在淮南做官，只要一纸调令，不就哪儿都可以去了吗？他也正是这样，叫一纸敕令调往陕西巡视去了。既到陕西巡视，可能与曾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