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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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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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祟,怎么能将目下缺乏人才,归罪于小人挡道呢?
  “陛下说得对。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不是因为没有小人,而是因为他们能将四凶擒而诛之。要不是尧舜除了四凶,若再让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皋、夔、稷、契这些人再贤德,能安心待在位子上食禄做事吗?肯定不会的。”安石接过神宗的话头,反驳说。因力发力,始终是非常高超的辩驳技术。要驳,可不那么容易!
  好在神宗并不想辩驳,他倒是完全认同的:“爱卿说得对。用贤,总得为他们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
  这话,自然是说说容易;真要去做,就极为困难了!
  可不管怎样,在神宗的心目中,安石已经是个不挂名的中枢大臣了。连中书请示的许多事情,他往往都要说:“这事嘛,你们且问问王安石,看他说该怎么处置?”
  贵为皇上,当然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什么必要去看别人的脸色。一次两次,大臣们以为皇上不过心血来潮,偶一为之,倒也真没往心里去。可次数一多,他们到底受不了了:这不是拿他们不当人吗?再怎么着,这面子总还得要呵!
  

大宋遗事 第六十九回(2)
第一个发难的是唐介。他虽然早就没有任何建树,可当年的牛脾气,却还没有完全褪尽。
  “陛下,臣有一句话憋了许多天了!今日斗胆说出来,请陛下恕罪!”奏事的时候,唐介瞅准一个机会,到底说话了。因为紧张,一张脸都差不多憋紫了。
  “爱卿有话只管说。”神宗漫不经心地说,他并没有看出什么严重性。
  “陛下要是觉得王安石可以大用,就请陛下大用他,不该让他做影子内阁,叫我们这些人难堪!”憋了多少天的话,出来自然不会轻。
  神宗这才觉着有些不对劲了:“爱卿这话,该是有所指的?”
  “近来,每每有事请旨,陛下总叫去问王安石,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一次两次,我们还不奇怪。总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话了!哪有中书的事情,却要一个翰林学士来做主的?那还要我们这些执政干什么?要是陛下认为微臣不才,就请陛下先将微臣罢免好了!”一口怨气吐完,唐介也就平静多了。
  原来是为这个!神宗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看着唐介笑道:“这事朕倒是忽略了,实在抱歉。说到这事儿,朕正好咨询你一下:在你看来,王安石这个人究竟怎样?可不可以大用?”
  “绝对不能大用!”唐介斩钉截铁地说,声音也陡然提高了八度,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噢?你能具体说说吗?他是文学不可用呢,还是经术不可用呢,还是吏事不可用呢?”神宗问,仍然笑嘻嘻的。
  “王安石虽然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他要是为政,一定会求变生事!”唐介直言不讳地数落道。
  神宗点点头,没说话:既然不过罪在求变,功罪原是颠倒过来的,多问也就没有必要了。
  但唐介的激烈反应,倒提醒了神宗:无论如何,安石的擢用不能再拖了!不过,最后决定之前,他还想征求一下近臣的意见。
  孙固是神宗做王子时的老人,当年还劝他只读《论语》,不要读《韩非》,神宗接位之后,他也一路亨通,已做到天章阁待制,管着银台司。老人的意见,总比一般朝臣更要体己。神宗问他:“爱卿看着,王安石如何?能做丞相吗?”
  “陛下,王安石这个人学问品行都是一流的,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做一个翰林、侍从什么的,处理文字笔札,作作参谋,提提意见,再合适不过。要做丞相,得有很大的气度,心襟要无比开阔,他就不适合了。说到丞相,最合适的,微臣以为,还应该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他们几个。”看来,孙固该早有考虑,否则,不会说得这么周全。
  “气度固然重要,也看怎么看。一团和气固然好,要披坚执锐,弃旧图新,就不成了。”神宗已不是当年的王子,有自己的看法了。
  孙固张口还想说什么,神宗却一挥手将他拦住了。那理由,多半也与对唐介一样。因为是老人,自然知道孙固的政治理念。分歧既在于求变与否,是非难免颠倒,何必多说呢!以后谈过几次,大体都是这种结局,神宗就再不与他谈这件事了。近臣虽然体己,无奈始终说不到点子上去,只好敬而远之喽!
  那边唐介也没闲着,也在两府做别人的工作:“眼见着陛下非用王安石不可了,天下一定会大受困扰!各位大人千万站出来说句话呀!”
  别人大抵不说话,只有曾公亮微微一笑:“眼下困扰也不能算小。王安石出山,真有困扰,也不过如此罢了,怕什么呢?”
  这话什么意思?该是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唐介白了曾公亮一眼,再不说话了。
  曾公亮很清楚,唐介说的虽是他个人的意见,却颇有代表性。皇上之所以迟迟没有任命安石入阁,大概与这些反对意见不无关系。这种时候,如果自己再不出来说话,就该是千古罪人了!
  垂拱殿议事之后,公亮一个人留了下来,向神宗奏道:“陛下,近来外面有些议论。”
  “噢,什么议论?”神宗有些吃惊。
  “说是陛下凡事都请王安石做主,将执政大臣晾在一边,让大家难堪!”同样的牢骚,唐介早在两府大臣面前发过不止一次了,公亮自然清楚。
  “谁?不就是唐介吗?”神宗问,一点也没犹豫。
  “怕也不止他一个?恕臣直言,本来这事也不大顺。”公亮说。
  “丞相也这么看?”神宗好生奇怪,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王安石一个翰林学士而执掌政事权柄,怎么着也没有正当名义。陛下觉着王安石可用,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参政?眼下不是有参知政事请求致仕吗,正好是个机会。”公亮揭出了意见。
  原来是这样!神宗笑了:“朕也正有这个意思。且传王安石进来,朕与爱卿同他谈谈。来人哪,传王安石垂拱殿见驾!”
  安石很快就传来了。一见过礼,神宗就笑着说道:“传爱卿来,是有件事要与你商量商量。许多人不了解爱卿,说你只懂经术,不懂世务,这不是笑话吗?”
  安石也一笑:“皇上圣明。照道理上讲,经术与世事确实不能分割。一呢,经术原就是从世务中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二呢,后人学经术,也正是为了治理世务。一些半通不通的读书人,不懂得这种关系,硬是将经术与世务完全割裂开来;影响所及,一般人也就认为经术只能束之高阁,不能用于世务了。这实在是千百年来最大的一个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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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九回(3)
“爱卿说得对,是这么回事。”神宗赞成说,但跟着就转换了话题,“就爱卿看来,目下先要做的应该是什么?”
  “当务之急,应当是变风俗,立法度。而关键则在长君子,消小人。道德之源,从来也是治乱之源。道德的本源唯在君子,唯有他们的言行才合乎礼义廉耻。君子之道得到发扬光大,礼义廉耻就会蔚然成风,不仅一般人,连远在他们之下的那些人,也会受到影响而成为君子。要是小人之道甚嚣尘上,礼义廉耻就会荡然无存,危害所及,不仅本来品行堪忧的人会堕落,连原本可以上进求好的一般人,也要沦为小人了!君子一多,社会自然通达易治;而小人多了,必然导致混乱。如今的天下,风俗法度颓坏殆尽,正是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时候!”安石脱口说道,都是些皇皇正论。
  “好!朕与丞相召你来,就是要听你的这一句话!朝廷再不能因循无为,该是你参政入阁、放手施为的时候了!朕要任你为参知政事,即日就草诏发布,不知爱卿是否有什么话要说?”神宗抓住安石的话茬,不失时机地宣布了他的决定。
  安石虽然不像上一次那么吃惊,但还是愣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常态,推辞道:“微臣非常感谢陛下的宠信!只是微臣才疏学薄,资浅望轻,实在不敢担当这样的重任!”
  “无论学识、才干、品德,爱卿都胜任有余,你就不必谦虚了。”神宗断然反驳道。
  “微臣在先帝时尸位素餐,已经非常惭愧;后来又因为身体不好,长期养病。圣上登基,不弃孤忠,对臣恩宠有加:先是付给方面大权,让臣主管江宁一府的事务;跟着又将臣召回禁林,让我侍奉陛下。这样接二连三的恩宠,不仅微臣受之不安,外面的议论也叫微臣害怕难当。陛下再要让我做参政,微臣更不知道如何自处了!请陛下千万收回成命,微臣也好平平静静地在朝廷供职!”安石又说了一条理由,比上面似乎更实在、更真诚。
  “爱卿的顾虑,朕完全理解。咱们这个朝廷,什么时候断过是非!重用谁,谁的是非就跟着翻腾开了!不过,爱卿不必想得太多,有朕呢,你怕什么?别的朕不敢多说,担待的力量,朕总是有的。有朕担待,不管谁再凶,恐怕也不敢不敛敛手!为了天下,为了苍生,为了朕,你就勉为其难吧!”说到最后一句,皇上动了感情,声音都有些发涩了。
  公亮见安石张口还想说话,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事情,抢先劝道:“陛下已经说了,安石你就勉为其难吧!至于公开发布,陛下,是不是暂缓一两天,容安石再考虑考虑?他该还有些方方面面,多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吧?”
  神宗倒也通融:“那是自然,就这样了。”
  安石行完礼,表情凝重地下殿了。
  打小就立志辅助圣君做一番事业,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踌躇起来了呢?不是踌躇,他确实有他难以言说的苦衷。上面几条是能说得出口的,还有一些,竟是无从说起了。
  要彻底撼动一个因循百年的僵死政局,就像往一潭死水里突然扔进一块大石头,不会不掀起轩然大波!更像捅了一个挡在人行道上的马蜂窝,那些受到惊扰的马蜂,不疯狂反扑、胡乱螫人才怪!这一点,他早在上《万言书》时,就有清醒的认识了。法先王之意,固然是治政的需要,也是为了天下人更容易接受,不致多有惊扰,从而减少反弹的阻力。虽然如此,绝对没有反弹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万言书》里就严正告诫皇上,创法立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再好,也总会有一些侥幸之人要发难攻讦。要想变革成功,必须先之以惩诛,不叫那些人破坏变革。除此之外,皇上还必须有铁的意志,不为流俗的不满之言所动,誓无反顾,坚持到底,才能保证变革的胜利。如果像庆历新政一样,流俗侥幸之人一有不满,就畏首畏尾,戛然而止,只能一败涂地,误国误民。那样的革新,倒还不如因循守旧:至少,它还有一种平稳。
  而这一切,都要诉之于皇上的决断与魄力。皇上果然心如铁石,动似雷霆,一切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皇上三心二意,心活手软,就什么都是白搭。臣子始终只能做臣子的事情,没有皇上的决断威力,只会一事无成。功亏一篑、身败名裂、为天下耻笑等等,倒还在其次。他不放心于皇上的,也正在此。他之所以一再要皇上以择术为先,也同样在此。皇上年轻有为,英明睿智,他早就心悦诚服了,但皇上毕竟还太年轻,尚未成熟,学识有限。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讲学、磨合,他对皇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信赖自己,也相信他是一位值得倚仗的君主,自己应该无条件地辅助他做一番大事业。但既是大事业,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旷日持久之下,皇上能有那耐心,能有那定力,能有那百折不回的勇气吗?这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说到变革本身,他还是相信自己在《万言书》中说的那几条: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谋虑在先,心中有数,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坚决果断,勉力而为,这是陶冶人才的必备条件与应有程序,更是变风俗、立法度必不可少的当然条件与程序。可想到这一层,他更不能不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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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九回(4)
从来都说“有治人,无治法”。这话虽然过于极端,但是否有合适的官吏,确实是一切变法成败的关键。自己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的善法择吏,或许更全面一些。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当然是先养育人才,后实施变革,这也是自己在《万言书》中的根本看法。可现在看来,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时势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以自己的学识、经历及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言,在理念上提出一套新办法,应该不是大问题。可推行它们,就决不是哪一两个人的事了,非仰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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