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为招降朱令陵的事。”师正想不到别的。
“朱令陵吗？降一道敕命，封他个官儿，再赏他点东西就行了，何必大老远地叫你跑这么一趟！”神宗仍然不露谜底。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陛下明示。”师正满脸迷惑。
“你的论边事书朕早就读过了，很佩服的。召你来，一是咱们君臣认识认识；二来也要向你请教，这西北边陲，究竟怎样才好？”神宗这才点破原委。
“微臣非常感谢陛下的信任。只是，我不过是个财利之臣，军事究竟外行。因为在陕西待得久了，才偶尔有些看法，也都写进奏章里了。陛下既有垂询，微臣不敢不尽我所能；只怕没有什么高见，要令陛下失望，还请陛下恕罪！”师正说，诚惶诚恐。
这么谦虚坦白，神宗反倒高兴，先笑道：“爱卿且不要挂免战牌。”话虽这么说，却已经注意不去强人所难，只从最具体的问题谈起。他问：“关于招降一事，爱卿有什么看法？不少人害怕刺激西夏，坚决反对招降纳叛。”
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2）
“陛下，不用问，这些人大概都是远离边境的京朝官。”师正肯定地说。
猜得准呵！你怎么知道？可这话神宗没问，只是瞅着他一笑。
“陛下大概是笑我怎么知道的？”师正说：“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情况呵！西夏人可从来不怕刺激咱们大宋，您刺激不刺激他都是一样。认为西夏之所以一再挑衅，是因为咱们刺激了他，恕我不客气说一句，都是腐儒陋见！”
“何以见得？”神宗并没有疑问，不过是要引他说下去罢了。
“就说招降，西夏从来就是这么干的。陛下知道，大宋兵丁，内地是不如边境的。”
“朕知道。”
“边境上的弓箭手与熟番，亦农亦兵，在我大宋最有战斗力。西夏就始终盯着这一部分人，总是千方百计引诱他们，甚至胁迫他们叛逃。他们这样干，不就是为了削弱我大宋？什么时候他们怕刺激我们，就不干了？”师正已经有些忘形，竟像是在质问神宗了。神宗倒也不计较，只是聚精会神听他说下去。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给他来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师正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质问口气。
“该！”神宗也进入角色了。
“所以，我们也要招降纳叛，而且挑他最强的一部分人。横山一族，能征惯战，招降了他们，我们就有了攻夏的先锋，就能如虎添翼。这个口子不但不能收，还要越开越大，直到收复西夏全境。”师正越说越亢奋，都有些手舞足蹈了。
“对，该这么办！”神宗也有些忘形了。
师正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自己有些离谱，赶紧赔罪道：“陛下恕罪，微臣刚才有些失礼了！”
神宗反倒蒙了：“你说得很好，哪儿失礼了？”
到两个人都明白过来，又全都笑了。
跟着，神宗又问了不少财政经济、民情风俗及攻守防卫等有关边境事情，师正也一一作了回答。谈到朝政，神宗又问：“韩琦离开朝廷，什么人可以主政，爱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什么人可以主政？”师正沉吟着说：“这我没有仔细想过，也不太了解情况，怕说不好！”
“想到就说嘛，这不是在闲聊吗？不反复考虑，也有不反复考虑的好处。不带杂质，更直截了当，可能更真纯，更有见地。”神宗鼓励说。
“皇上圣明。这会儿微臣脑子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王安石。”师正终于不再迟疑。
“能说说理由吗？”神宗问。
“也就是一种直觉吧！仓促之间，微臣很难说出什么系统的道道！他是学问文章大家，就是陛下怕也读过他不少著作，这用不着说。他力主变革，文章与奏章上也有，皇上肯定比微臣更熟悉。我要说的只是直觉印象。差不多七八年前他任度支判官，曾去西北相度牧马，我们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就认定他是个担纲大政的人了。人的精干魄力等等且不必说，自然是一等一的，但大臣里面或许也还有人能与他一争高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经济的重视与透彻了解，从《周礼》到《易》经，到《洪范》，到《汉书》，一直到近代，理论实践，典章制度，无不了了分明。微臣为官也有些年头了，阅人不能算少，可直到现在，朝野上下，我还没见到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重视经济、了解经济的。别的且不说，目下国家财窘民穷，理财是第一要务，光冲这一点，也该用他力挽狂澜！”提起王安石，师正竟像有说不完的话，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了。
话到末梢，他终于又想起一件事情，赶紧补充道：“圣上明察。当年王安石对我虽有举荐之恩，可微臣这话丝毫没有夹杂个人恩怨，朝野应该是有公论的。”
神宗笑道：“爱卿不必解释，朕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放心，王安石，朕是要大用的！你回去，只管大胆做事。有什么见地，可以随时上实封或密折给朕。陕西一线，朕就仰仗爱卿了！”
师正自然无限感戴圣上的信任。他回到陕西不久，就有了收复绥州的事。绥州是唐代的老名，大宋后来改成绥德军了。
驻守绥州的，是西夏将军嵬名山和他的部落，也是横山族人。连年战争，大宋都拖不起，小小一个西夏当然更不堪重负，除了既得利益集团，谁都厌战。横山是西夏的一块风水宝地，粮草税收等全指望它；横山族人因为生活富足，能征善战，是西夏无可替代的生力军。既处处高人一筹，有形无形的优越感，也就不能不让非横山族人想入非非了。横山又紧靠大宋，受大宋影响也最大。大宋也确实没少打横山的主意。庆历初年前后，不是有两路并出横山的计划吗？原因之一，就是瞅准了西夏的这个聚宝盆，认为一旦占领横山，西夏没了财源，就一定会不战自败。所有这些凑在一起，谅祚对于横山族实在又爱又怕。有消息说，他已经准备将横山族人全部迁往兴庆府以西。那儿可是大沙漠呀，迁过去还怎么活！厌战加上被歧视，尤其是害怕真的被迁往沙漠，横山族人的心里如何能够平静！作为他们的首领，嵬名山也就不能不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应该投降大宋？
这种情绪，当然会感染他身边的人。他自己还在犹豫，他的弟弟夷山，却率先向钟谔投降了。有这个空子可钻，钟谔当然抓住不放，专门给了他一只金盂，让夷山回去策反哥哥。夷山先用金盂买通了嵬名山的贴身心腹李文喜，让他做内应。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等机会收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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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3）
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报告延州主帅——钟谔担任清涧城主将，还是他推荐的呢！
主帅一听，脸都吓白了：“嵬名山可不比朱令陵，他是一军之将，你可不要乱来！”
钟谔自然觉着奇怪：“越大，策反才越有价值呵！大帅怎么啦？”
主帅叹了一口气：“唉，你是不知道利害呵！”跟着，便将二三十年前赵山遇如何投降、又如何被送回去乱箭射死，以及朝廷如何明令禁止招纳降将等事，如此这般详细说了一遍。临了，又毫不通融地说：“这事关系太大，没有朝廷钦命，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这事儿，钟谔与延州主帅都向师正汇报了。师正毫不含糊地支持钟谔：“不必犹疑。赵山遇兄弟的事我也知道，当时就错了，还要让它影响现在！不过，这是大事，主帅慎重也是对的。我们先向朝廷请示一下，估计不会有问题。等朝廷批复之后，咱们再采取行动。”
师正当时就派了一个亲信幕僚，带上表章去了朝廷。司马光当年在麟州，因为窟野河的事是吃过大亏的，提到西夏就有点发怵。风闻之后，当时就求见皇上劝道：“千万不要接纳嵬名山！他们根本对付不了谅祚！就是侥幸灭了谅祚，他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谅祚吗？朝廷何利之有？要是败了，他们必然会引兵南来。朝廷让他们入境，还是不让他们入境？怎么着都会失信于人：不是失信于谅祚，就是失信于嵬名山。要是嵬名山不能入境，他就会带着人马在边境上闹事，成为第二个侯景。陛下想想，那该多么可怕！”
侯景是南北朝人，先是北魏将军，后来投降梁朝，又造反称帝，逼死了梁武帝萧衍，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司马光拿他吓唬神宗，不是胡来吗？这一套，神宗已经领教过好多次了，只好淡淡一笑：“爱卿说的朕已经知道了，朝廷自有主张。”
什么主张？当然是同意薛向受降了。而且，神宗还觉着延州主帅办事不力，干脆将他调到别的州去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虽然也都不赞成，却也同样没能说服神宗。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等诏书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道谅祚是不是有所察觉，突然要将嵬名山调离绥州。钟谔得到消息，当机立断，带着人马风驰电掣赶到嵬名山的驻地，将他的营帐团团包围起来。嵬名山还在梦里！他扯着枪就要出来交战，好歹被夷山与李文喜拦住了。李文喜的怀里，还抱着那只金盂呢！既知道情况，心里原来也有过想法，嵬名山也就顺水推舟投降了。一共带过来三百多个酋长，一万五千多户百姓，光兵将就有一万多人。
不费一箭一枪，绥州就这么收复了！照钟谔的意思，要就地筑一座城池，作为绥州未来的永久治城。还没动手，就接到延州主帅的命令：要他立刻撤回清涧城，等候处理。没有命令，擅自行动，这还得了？自认为收复一州，可以将功折罪，那是做梦！
军令如山，钟谔只好带着人马南撤。刚撤回怀宁，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钟谔还在梳头呢，西夏四五万人马就围过来了。钟谔让嵬名山带着横山兵，乘西夏人立足未稳猛地一冲，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跟着，就立寨闭门再不出去了，只用一部分老弱残兵摆在寨门口，以作骄兵之计。到瞅准西夏人都懈怠了，钟谔自己居中，兵分三路，突然杀了出来。西夏人措手不及，只好狼狈逃窜。钟谔领着三军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斩获无数，才收兵回营了。
既然得胜，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将士们修起了绥州城。亏他这一胜一修，绥州到底真正归了大宋了。
尽管如此，擅自出兵、修城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延州主帅已经安排人去逮捕钟谔。正在这个当口，皇上的圣旨到了：同意钟谔受降，主帅则与秦凤路主帅郭逵对调。钟谔总算暂时躲过了一劫。
但京城里面的那些官儿，还是不依不饶，交章弹劾。无非是说政令事大，土地得失事小。政令是国家的根本，靠它无国可以有国，没它有国也会覆亡。塞外一个荒州的得失，怎么能抵得上擅兴边事的大罪？请朝廷一定严惩钟谔。薛向自然要上书为钟谔辩护，那理由也很充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就是为的前线瞬息万变，给将军们充分发挥智慧才干留下余地。钟谔舍身为国，何罪之有？何况，此次受降，原是皇上成命在先，只是尚未及时送达而已。即便这些都不算数，他一举收复失州，成就了近百年来绝无仅有的第一大功，就是天大的罪孽，也该可以将功折罪！有大功而受罚，今后谁还敢替国家出头！神宗当然向着薛向、钟谔，又有事实及功绩可以说嘴，这一波攻击也被化解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到保安军知军杨定等出事，该算的账还是算了。
西夏失了绥州，当然不能就这么罢休。他们将沿边各军州的官儿们认真排了一下队，最后选定了保安军。先是在边境闹事，抓了若干边民；然后又通知保安军，请知军大人到边境那边协商，以便和平解决冲突。知军杨定想都没想，就带着几个人过去了。人一过去，就被他们绑起来砍了。问他们理由，他们倒也干脆：“这叫一报还一报。得了我的绥州，不能没有代价！”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宋的逻辑，竟与西夏一模一样：也将保安军的账，上在了绥州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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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4）
最解恨的，当然是发兵###。可却害怕国力不济，北面且有契丹虎视眈眈，不好随意开动干戈。历来对于外侮，没有办法雪耻除恨，就在国内寻找替罪羊，这是唯一最简便、也最痛快的出气方式。先前找账算的那一帮官儿，又重新开始征伐了：不但钟谔，这一次也挂上了师正。不是钟锷、薛向挑衅在先，西夏人又何至于在保安军报复！罪不在西夏，先必须严惩钟谔、薛向。至于绥州，荒州一个，为了抚慰西夏，永结友好，最好还是还给他们！
这下，连神宗也面临着压力了。师正既也成了靶子，不但不能为钟谔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