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也帮着说道：“皇上，蔡襄有个八十多岁的母亲需要照顾。他也只是上殿起居时才请一会儿假，一到太阳出了，三司使的班还是上的，从来没有误过事！”
这之后，说到三司的事情，英宗又很摆过几次脸色，给两府大臣们看。可他们不是装傻，就是心里另有想法，还是无动于衷。英宗实在没辙，干脆直接出面干预了。
边报西夏又要兴事，粮草等需要及早准备，连堂皇的借口也有了。英宗发话了：“三司的事，朕已经跟你们讲过多次，怎么就是不听？眼看西边有事，粮草军需亟待准备，三司使必须立即换人应付一切。”
皇上既这么说了，谁还敢再打马虎眼？韩琦只好奏道：“皇上圣明，臣等愚拙，不能体察圣心。是否等蔡襄自己提出要求，中书再将他调移别处，也好给他留点余地？”
皇上这才点头微笑了。
到定下蔡襄调离三司，大家才隐约知道了原委。韩琦当时就领着曾公亮、欧阳修一行，进了延和殿。
英宗正准备退朝，见他们几个又进来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几位爱卿这会儿又进来，是有什么事吗？”
韩琦开门见山：“皇上，外间盛传蔡襄这次落职，是因为上书反对先帝过继皇上，有这事吗？”
英宗道：“有。”
“皇上亲自看到他的奏章了？”韩琦又问。
“那倒没有。可朕早就听说这件事了。”英宗也不隐瞒。
“如果只是听说，事情就有些暧昧。究竟是真是假，还请圣上仔细审察。冤枉一个蔡襄不要紧，怕的是小人得志，肆无忌惮，今后好人就很难在朝中立足了。”韩琦劝道。
曾公亮也帮腔说：“韩大人说的有理。京城从来喜欢飞短流长，造谣生事。前世用这种手段陷害忠良，不仅危害大臣，也危及国家的事，不是没发生过！”
欧阳修问皇上：“这事儿陛下也相信吗？”
英宗却反问他：“朕虽没有亲眼看见文字，谁能保证就一定没这事儿？”
这话虽然不啻封口，可欧阳修还是排解道：“造谣诽谤，一般总是无迹可查。就是有迹可查，也需要仔细辨别。先帝在世的时候，夏竦让小妾学石介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草诏废立大事，全亏先帝圣明，才保住了富弼。这是圣上知道的。还有我自己的事。”说完富弼，欧阳修又开始现身说法：“至和初年，朝廷要我去吏部判流内铨，也是小人伪造文字，诬我上书请求淘汰宦官，到任不过六天就要调我去同州。也是先帝圣明，知道有假，将我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不是先帝圣明，洞幽烛微，微臣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事皇上也不会不知道。所以，就是有文字，也还要区别真伪；何况没有文字，根本就可能子虚乌有呢！请皇上一定不要猜疑！”
皇上还是不以为然：“苍蝇不叮无缝蛋。您说人诽谤，诽谤的干吗不诽谤别人，偏偏诽谤他蔡襄？朕知道你们也都是好意，怕我错怪好人。不过，朕意已决，这事不必再说了。到真错了，再改过来吧！”
说到这个份上，谁还能再发言？蔡襄到底拜了个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贬到杭州做知州去了。第二年，才五十六岁，他就郁郁而逝。大宋的第一杆笔，也就这么永远倒了。
谁继任做三司使呢？中书颇为踌躇。后来，还是英宗自己解决的，委了吕夷简的二公子吕公弼。
吕夷简看好的虽是老三吕公著，这吕公弼却是个福将。他的进士出身，是因为父亲赏赐的。吕夷简死后，他还是沾父亲的光。仁宗皇帝特怀念夷简，而公弼怎么看怎么像他父亲，仁宗便移恩于他，让他一路攀升，一直做到同群牧使。仁宗逝去时，公弼已经成了气候。
蔡襄走后，有一天公弼奏完事正要下殿，英宗猛然想起三司的事，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工夫。到处找不到三司使，眼前不是现成的一个吗？传旨中书，着吕公弼权三司使。”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5）
吕公弼一下蒙了。正要推辞，英宗又解释道：“忘了换马的事啦？那时候朕就知道您清廉。您到三司，一定能做好。”
原来，英宗还在濮王府当王子时，曾嫌赐马不好，派人找群牧司调换一匹，被吕公弼拒绝了，说是：“十三王子是朝廷近亲，威望很高，应当避嫌，不能换。”谁能想到这么一件小事，会在这里派上用场？公弼自然只有磕头感谢了。
英宗兴犹未尽：“蔡襄办事很不得力，许多事都拖拉不办。您到三司，该怎么办？”
公弼早已知道皇上不满蔡襄，答道：“蔡襄办事一向很认真的，没有什么过失，恐怕有人在圣上面前乱说吧？”
好，不落井下石，厚道。英宗越发赏识吕公弼了，说：“您办事朕放心，好好儿去办吧！”
这人，一福至心灵，便能着手成春，实在没法儿说。这么用人，自然也同样只有专制朝廷，才能如此！
英宗既已做出清理门户的榜样，首席大臣当然要紧紧跟进。史志聪不还在那儿散布不满吗？这淆乱两宫的罪名，就足够沉重的了。又查出他假传圣旨，私调奉宸库珍宝赏赐皇后。这样的人，不清除出去，不说朝纲难靖，迟早还会惹出大祸！
韩琦在英宗那儿得到许诺，便拿出一张空头告牒，吩咐堂吏：“去，拿给欧阳参政与曾丞相，请他们签署一下。”
堂吏一看是个空牒，正要问问缘由，话到嘴边，又忍住了：韩丞相从来说一不二。既是空头，总有想法，照章办事得了，干吗问他，自讨没趣？
他拿着空牒，找到欧阳修，禀道：“韩相公请您与曾丞相签署一下。”
欧阳修提起笔，就签好交给堂吏了。
还没坐下呢，就见曾公亮赶过来了：“欧阳大人，您看清这张牒子了吗？是空的！什么事都没说，您就签了？”
欧阳修一笑：“看了，能不看吗？韩大人肯定有用处，您签上没错。”
曾公亮犹豫了一下，还是签了。
韩琦拿到两个人签署的空牒，就填了去处，吩咐属吏：“立刻去宫里传宣政使、入内都知史志聪。”
史志聪一到，韩琦就数落道：“史志聪，您淆乱两宫，假传圣旨，罪该万死！念您服侍太后一场，且从轻发落，着为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即刻动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史志聪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也不答辩，只请求道：“是否容我安排一天，等两天再走？”
韩琦道：“史大人，圣上旨意，即刻动身，谁敢让您延缓？就请动身吧？来人啦，安排史大人立即动身去蕲州。”
所谓安置，实际就是管制，官衔不过空名而已。史志聪拖延的目的，原是想和太后通气，让她援手，或者能够有所缓解，或倒转。既然韩琦防着在先，他也就不再说了。一叉手，扬长而去了。
宫里宫外都净了手，英宗终于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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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1）
封皇封后血浓于水
言礼言情轻重在心
太后还政不久，韩琦就给英宗上了一个劄子，请求尊礼英宗的生父濮安懿王允让及他的三位夫人王氏、韩氏、任氏。那理由自然特堂皇，处处把着礼义亲情不放。原来这礼、义、亲、情等虽有区别，并不矛盾。凡事既要讲义，又要讲恩，才算敬礼合情，不忘根本。圣上受命先朝，承继大统，特别尊崇先帝，而对于生身父母的恩德，始终只作私亲，虽然钦重，却不愿多加尊隆，这是以义为重，将情服义。这是皇上圣明知礼。在皇上固然应当这么做，但如何尊礼生身父母，并不只是皇上个人的家事，它也关系到彰昭孝道、淳厚民风的治政大事。我们身为辅弼大臣，对此不能不闻不问。所以，请求皇上恩准有司商讨，准古酌今，拟制适当典礼，尊隆濮安懿王及王、韩、任三位夫人，以便隆恩广爱，合义称情，宣扬孝义，敦厚民风。话既说得透彻，也说得圆滑，留有余地：各色人等有不同看法，尽可以讨论斟酌。
允让是在嘉祐四年薨逝的，由仁宗追封为濮王，谥号安懿。那时，英宗还在做他的团练。仁宗要升他为防御使、知宗正寺，他不还因为替允让父亲守孝，而一口回绝了吗？从来父母子女，都是荣辱相连的。子女会因父母显要，而得到荫封；子女显贵，父母也一样会因为他们而得到封赏。臣下做了显宦，他们的父母无论生死，都会被赐官晋爵，那么，这做了皇上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自然更应当有所表示！尤其是，英宗进入皇宫之前正为允让守着孝，进了皇宫角色陡然转变，尽管感戴仁宗、太后的恩德，抚今思昔，也更忘不了生身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一有机会，他几乎总要想着如何报答生身父母。韩琦的奏折，正是想他所想，急他所急，说出了他自己不便出口的话，还有能比这更叫他高兴的吗？只有这样知心知肺、一语中的的大臣，才是真正的心腹股肱！这一点，又叫英宗觉着宽慰踏实。
可仁宗晏驾刚过小祥不久，现在来讨论生父的尊礼问题，恐怕还是太早点儿？还是等行了大祥礼，再说吧？英宗这么想，也就这么批了：到先帝大祥以后，再说。
到仁宗的大祥礼也行过了，尊礼濮王的事就最后提到日程上来了。朝廷下诏，请礼部官员与待制以上的官员充分发表意见，务必使这件事做到尽情尽礼。
犹豫过一阵之后，陆续有人上书了。头一个说话的，是翰林学士王珪王禹玉，文章写得不错，也是一个有些较死理的人。仁宗刚要立嗣那会儿，手诏请他草诏，他不就是当面问准仁宗之后，这才下的笔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根据《仪礼？丧服记》，过继给人做子孙，就应当视继父母为大宗，而将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为小宗。说到丧礼，为继父母必须守孝三年，而为亲生父母只要守孝一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就是因为人不能有两个尊长。有了两个尊长，对于尊上的那一份恭敬孝顺之心，就得一分为二，不能专一，那还谈得上尊贵吗？因为这个缘故，秦汉以后凡不由嫡亲而是由旁支继承皇位的，一般都不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要是不顾礼仪，硬是尊奉亲生父母，总要被后人指责批评。而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先皇驾崩之后临时继承皇位的，从来没有真正过继为子，不像圣上，继位之前就认真立嗣给仁宗做儿子了。因此，如果他们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都有悖于礼仪，圣上就更不能这么做了！怎么办才合适呢？只要像先朝那样，加封濮安懿王为大国高官就成了，夫人们可以尊称大国太夫人。说了半天，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能尊奉允让夫妇为皇帝皇后。要那样，就是天有二日，国有两主，就完全乱套了！
中书与圣上之所以重提尊礼濮王，虽然打算各有不同，目的却都是要尊奉允让做皇帝。否则，事情都过去了，有加封，有谥号，还提他干什么？王禹玉反复说明不能尊奉允让为皇，对于中书与圣上的用意，该是一清二楚，他这是刻意对症下药。
中书的人一看到奏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朝廷既然下了明诏，不叫人说话是不行的。这事原不在能不能办，好不好办，只要皇上执了意，下一道圣旨，什么不办了？所以要人说话，原是防人指责议论，背地里戳脊梁骨，好叫他们心里服允。那么，只好大家周旋，一起玩玩智力游戏了。
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他们几个意见一致，自然心照不宣。
韩琦指着禹玉的劄子说：“你们瞧瞧，这里说濮王对圣上虽有养育之恩，但承继皇位却全因为先帝，所以礼该尊隆先帝。这我就不懂了？尊礼先帝，首先是因为过继为子，以子尊父。照他这么说，要是先帝不传位于圣上，圣上就可以不行人子之礼了？这不是以势利劝人，见利忘恩吗？岂有此理！”
欧阳修则推敲道：“说了半天，却没说正题：皇上该怎么称呼濮王？这才是关键。”
曾公亮也看出了问题所在：“就这么奏请皇上，下诏请他们明确提出称谓。明确了，才好实施。”
新诏下来，禹玉与翰林学士们扳着指头一算：允让是仁宗的堂兄，仁宗是英宗的承继父皇，那么，最合适的称呼应当是皇伯，不称名字。他们也就这么上书呈报了。
中书不以为然，同样引了《仪礼？丧服记》等书，驳道：为人继子，不等于不要亲生父母！礼仪只是服丧降一等，不等于连父母的名分也要剥夺。明明是亲生父亲，却要改称伯父，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而且，皇伯的称呼，也根本没有典礼依据。不仅本朝，查遍历史，也没有先例。究竟该怎么称呼呢？中书亮出了底牌：该称皇考，就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