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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温盖特（2）
温盖特认为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对我建议他全力争取缅人协助盟军抗日的意见非常重视，不但把他创建的“远程渗透突击队”（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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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sert）命名为“钦迪特”，因为“钦迪特”是缅人信奉的神兽的名称。在缅甸的建筑物上都雕刻有这种狮头鹰身的兽像，传说它能飞、能游、善走，是三栖的万能神兽，力大无比，变化无穷，神奇万能，专门扶弱助困，匡持正义，关爱百姓，除暴安良，深受平民崇信供奉。温盖特就利用缅人视“钦迪特”为保护神的虔诚心理，借以赢得缅甸各族民众的信任；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和纪律，实行爱民助民，特别对官兵普遍进行宣传民众和组织民众的训练，要求他的“钦迪特”，既是善于打败日军的战斗队，又是善于同民众交朋友的亲善使者。他对这支仓促组建的部队，实行了一周的强化训练并配备齐全后，在4月26日，日军大举向曼德勒、腊戍一带猛攻时，率其由梅苗出发，经蒙米特、南渡、南坎、八莫、密*、孙布拉蚌、孟关、隆肯、因道歧湖、自南马向南过铁路插到瑞姑，再向北袭取英多、温佐，然后隐进明京山，经霍马林渡亲敦江进入印度英帕尔。他这支700多人部队，历时2个月，行程2000余里，同日军作战26次，打死日军600多人，炸毁铁路千余米，桥梁6座，烧仓库4个，击毁汽车6辆、轮船6艘，救出失事飞行员和盟军失散官兵计38人，新招募缅北各族青年2600多人。达成了“沿途播种子，四处安眼线，各方造声势、乘机打日军”的目标，而且壮大了部队，同时也探索出了一套
“在缅北原始森林山区，对日军开展‘远程渗透突击战’，不断地削弱日军，为盟军创造战略反攻条件”的战技和战术。使他设想的“森林远程渗透突击战术”经过这次实验，不断改进，更趋成熟，尤其是在原始森林里人、畜的生存方法，“钦迪特”官兵的装备和部队编组，他已是胸有成竹。
6月26日他到达英帕尔后，立即飞到新德里向韦维尔汇报，并请准在印度中部占西和阿萨姆邦迪马普尔建设训练中心和作战基地，同时批准将英缅1师的2个旅和第77旅都编入“钦迪特”。他离开缅甸时华侨志愿队分别部署于掸邦高原、八莫地区、明京山区，由陈庆生、王兴汉、柯明华3人指挥，另派贝克上尉、派生少校、弗格森少校分任各队联络官，由他们留在缅甸日军后方，袭击日军哨所和孤立据点，破坏交通、通信设施，爆破铁道、桥梁、仓库等，曾遭到日军疯狂围剿，因其飘忽无定，行动机敏，不但常常化险为夷，摆脱日军追捕，还巧设埋伏使追击的日军屡屡受创而逃，这对敌后的缅人影响甚大，原来一些受日本间谍的教唆欺骗因而同情日军的缅人，此时已开始讨厌、憎恨日军了。这些都缘于温盖特4至6月间，在缅北进行“播种子、安眼线、造声势”的结果。此事不但引起了盟军的重视，而且促使侵缅日军第15军司令饭田祥二郎中将于1942年8月22日，亲自到东枝18师团和仁安羌33师团，会晤牟田口和樱井2位师团长，布置围剿“钦迪特”行动，并征询他们对于发动攻印的21号作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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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失败（1）
决意收复缅甸
史迪威于3月3日由印来到腊戍晋见蒋介石时，曾表示过“只有进攻才能拯救缅甸”的看法。3月14日夜间，同杜聿明相会谈到缅甸战争形势时，对杜聿明提出“发动同古攻势各个歼灭日军”的战略方针，十分赞许，说他二人想到一起了，战略上是不谋而合。接着，史迪威15日视察了戴安澜的200师及其作战准备情况后，充满激情地对200师官兵说：“我的孩子们！你们是我的好部队。戴安澜将军是我的好师长。我要带领你们去收复仰光。将来还要同你们一道打到东京去，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时，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能够打败侵缅日军，扭转盟军对日作战的不利形势，颇具信心。于是，他就急匆匆地于3月17日赶往重庆，请求蒋介石批准他与杜聿明一致决定的《同古攻势作战计划》，并请求将正从滇西向缅甸推进的96师和新22师调往同古，参加“同古攻势”作战；同时还请求再向缅甸增派1个军。
此时蒋介石的缅甸战略方针，由于英军已放弃仰光而有所变动，从而使史迪威热切期望得到蒋介石支持并立即批准的“同古攻势作战计划”，被移送给何应钦等人作进一步的研究。让史迪威在重庆呆了5天，费了许多口舌，总算得到了何应钦、白崇禧、商震、徐永昌、刘斐等人的支持。促使蒋介石同意，将原本打算控制于曼德勒东北地区的新22师和96师交给史迪威直接掌握，推进到曼德勒以南地区；同时同意调新38师先行入缅增援；66军的主力随后陆续向缅甸推进。蒋介石的安排与史迪威原来的期望相距尚远，让他感到蒋介石及其重庆统帅部对自己并不十分信任，对他的建议也不会言听计从，对他的要求总是打折扣。他内心感到同他们这些人打交道真不容易。况且蒋介石对缅甸战事的指挥历来是亲自掌握的，对他史迪威只给了个指挥入缅中国远征军的空洞名义，蒋介石设在腊戍的参谋团名为他史迪威的参谋部，实际上仍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而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林蔚、杜聿明、甘丽初等将领都要“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命令。”不过是蒋介石故作姿态罢了，其实是一句空话。看来蒋介石虽然派史迪威到缅甸担任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甚至向罗斯福建议，由史迪威担任缅甸中英联军的总司令。可是实际上，蒋介石却牢牢地掌握着入缅中国远征军各军各师的调动兵权，这正是史迪威最不舒心的事，也是史迪威最不满足的事。
当英国军队放弃西当河以东辽阔地域，并在西当河遭受惨败，拥有4个步兵旅，1个装甲车营和炮兵营，官兵达万余人的英印17师，结果只有师长史密斯少将以下3328名官兵突围生还，其余不是被俘，便是死伤。
缅甸的英军是如此不堪一击，在西当河受此重挫，以致丘吉尔也惊呼：“西当河英军败绩，决定缅甸未来的命运。”但是蒋介石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毅然决定他对缅甸战争的指导方针仍是：积极进攻，确保仰光。他断然派出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目的，就是援助英军打败日军，保住仰光和缅甸，保住中国的国际通道。他认为英军在缅南新败，士气低落，这更加重了中国军队在缅甸发动进攻，歼灭日军的紧迫性。蒋介石在3月3日接见史迪威和对将领们训话时，一再强调进攻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四种情况下的进攻方案。到了3月6日亚历山大下令放弃仰光，8日敌33师团完全占领仰光，且有大举向北进犯的迹象时，蒋介石认为，仰光既失，安达曼海和东孟加拉湾必将被日本海军所控制，缅甸已被封锁，我军重新夺回仰光已无意义，只有退而求其次：“守住掸邦高原和勃固山区，确保缅甸中部和北部地区，以便巩固经过缅北走廊到印度东部的陆上通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甘失败（2）
［笔者注：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后，罗斯福总统曾在华盛顿同宋子文商议过修建经过缅北的中印公路］。”因此，这时蒋介石便将缅甸作战的战略方针由“积极进攻”改为“攻势防御”。采取深沟高垒、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略；运用埋伏奇袭、近战夜战诸手段；避敌之强，扬我之长，不断地打击敌军，逐次消耗其有生力量，集小胜为大胜，变不利为有利，在缅甸同日军进行持久战。
这在实质上同史迪威提出的“发动同古攻势、先歼灭孤军突出的敌55师团；万一失利，便退往曼德勒东北山区侧击日军”的战略方针，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只是史迪威因没有取得实际上有效的指挥权，他的决策和指挥意旨还要经由罗卓英去向部队下达命令，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施展其才能，兼之对英军的失望，使他深感自己来到缅甸，是被当作“祭品而牺牲”。因而他既对现实很愤懑，又对前途不再抱有信心，他是怀着一种无奈和遗憾退出缅甸的，他承认缅甸之战自己被打败了。尽管如此，史迪威心有不甘，决心日后以反攻缅甸的胜利来弥补自己军旅生涯的遗憾。
自4月13日深夜，漂背会议决定采纳杜聿明建议举行东枝会战的方案，最终被蒋介石否定后，便使史迪威清醒地认识到缅甸战事的结局，必然以战争失败和盟军退出缅甸而告终。从而促使史迪威积极地筹划在印度重新训练10万中国新军，并从缅甸把第5军和新38师撤到印度，做为创建这支10万中国新军的骨干力量。因此当杜聿明、林蔚、罗卓英在25日皎克西会议上以及罗卓英26日深夜向他再次建议：抽第5军2个师去增援腊戍。都被他拒绝了，他建议罗卓英速调96师去密*。
4月29日，亚历山大来到瑞波史迪威住处——一座英国茶园主的别墅里，向史迪威、罗卓英二人道别，说他将乘飞机去印度，缅甸的战事就交他二人去应付了。亚历山大要史、罗二人赶快命令尚在曼德勒的中国军队，从速撤到伊洛瓦底江这边来。30日夜英军将炸掉江上大桥。亚历山大还恳切地表示：希望第5军也向印度转进，不用向东去突出日军的重围再向滇西撤退。亚历山大指出：向滇西突围那条路是很艰难很危险的。既然决定放弃缅甸，退出战斗，就应当千方百计地保全军力才是。亚历山大旧话重提，例举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Dunkirk）经过9天9夜的奋战，终于把万联军安全撤到了英国，保存了联军的基本兵力，为重整旗鼓和日后反攻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特别强调，当前应特别注重保存军力使其免受损失。史迪威和罗卓英都同意亚历山大的观点。
这时，在重庆的贺恩给史迪威来电，内称：蒋委员长对您4月16日派格鲁伯将军呈送的拟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的计划，予已批准。将来可由昆明返回印度的空载运输机运载赴印受训的新兵，其具体方案尚待进一步规划。”
史迪威看见这份电报，原来很沉重的心情，顿觉开朗一些，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构想中收复缅甸的雄心壮志。这时，他正在做撤离缅甸的最后安排。将其总部的人员不论国籍分成两组，并排好了名单。一组人员坐飞机去印度，到新德里建立后勤机构，为他即将在印度设立基地训练10万中国军队（包括由缅甸撤到印度的第5军和新38师）一事进行准备；另一组人员则跟着他随第5军行动。他同时向马歇尔发去电报，报告他的上述设想和具体安排。另电告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享利？阿诺德将军（Gen
不甘失败（3）
Henry
H？Arnold），请他派一架运输机到瑞波来运载史迪威总部必须先行赴印度的人员。
很快驻在印度东部廷苏吉亚（Tansukia）和迪布鲁克（Dibrugarh）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司令布里尔顿（Lewis
H？Brereton），随即于4月30日派来一架C－47运输机飞到瑞波机场着陆。这是盟军飞机在缅北降落的最后的一架。此前，是亚历山大由耶乌（Yeu）乘英军飞机回印度去了。不料，当这架飞机的机长海恩斯上校（Col
jackson
Haines）和驾驶员斯科特上校（Col
Michael
Scot）面见史迪威，声称：他二人是奉命来接史迪威到印度去的，请史迪威马上登机。史迪威却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飞越崇山峻岭来到日军逼近了的机场，冒着极大的风险来接我们，不过，我本人和一些人现在却不能离开缅北。倒是有一批人得请二位用飞机把他们带到印度去，因为他们肩负重任，必须随你们的飞机先去印度，我谢谢二位了。史迪威说罢就拿出名单点名，凡是他点到名的人，立即背上行装上飞机，其余未点名的人就留下来跟着自己行动。
他指定罗伯茨中校率领被点名乘机的人，马上乘汽车去登机。等他们出发后，史迪威就带着狄克杨、梅里尔、赛伯特、麦凯布、费里斯、费尔德、多恩、琼斯、凯斯、贝尔登、斯利奈伊、埃尔德里奇和我，以及留给他当时交由梅里尔领导的中国警卫队58名中国官兵，与格雷夫的医疗队、还有英国公谊会的救护队共11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