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决议的通讯表决是1979年11月26日通过的，当时我们兴奋不已。但仅仅过了一个月，12月27日，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参加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的工作团队也都为苏联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和愕然。因为当时根据莫斯科奥组委的第26号通报，我方已将报名参加的十五个运动项目的粗略人数告知苏方；已向苏方提供了我国旗、国歌样本；已指派我驻苏使馆二秘为中国奥委会联络员；已告知苏方我团的赛前训练要求；等等。对有关奥运会资格赛，我方也分别与国际游联、国际箭联、国际手球联合会等进行了交涉，并征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意。因我方刚刚解决代表权问题，所以需相应国际单项体联对我方参加资格赛作出安排。对内，更是做了大量工作，许多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已经等了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当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980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要求推迟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或易地举行，并向世界各国首脑发函，希获支持。1月25日，王猛主任等听取我们汇报。荣高棠、徐寅生、黄中、路金栋、陈先和宋中同志等都参加了讨论。王猛同志最后拍板，他认为苏联不会在短期内撤兵，美国卡特总统也不会只说大话、放空炮，而想把莫斯科奥运会推迟或易地举行时间来不及也不可能。他说：“苏联侵略阿富汗一是不正义的，二是对中国边境的威胁，最好的办法是不去。”但王猛主任仍留有余地地交代我们，“当然参加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还要做好，但拖一下再表态。要认真研究形势，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提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
蹒跚走向奥运（2）
当时，我们从多种渠道获悉，许多国家政府和本国奥委会对是否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态度也不尽一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政府均表示抵制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但美、英的国家奥委会却公开表示要派队参加。美国奥委会理事、普林斯顿大学行政校长、蒙特利尔奥运会赛艇铜牌获得者阿尼塔？德？弗兰茨女士还为此事向美国法院起诉卡特总统，指责他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但在本国政府的劝说下，美国和英国等奥委会最终还是采取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态度。一些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等也站到了美国一边。
国际奥委会极力反对“政治干预体育”，不管是基拉宁主席，还是即将参与竞选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以及执行主任贝丽乌夫人等都态度鲜明地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中国奥委会还是从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反对侵略，维护正义出发，决定不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并于1980年4月发表了声明。
同时，为了使我国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得到锻炼，中国奥委会经多方联系，确定在奥运会前后参与在美国和欧洲举行的替代国际比赛。到1980年1月底，已确定了十八项二十三次国际比赛作为替代赛事。
后来，第22届奥运会如期在莫斯科举行，88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派团参加，抵制的国家达65个。这届奥运会成了一届不完全的奥运会。
四年后，1984年，为了报复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为，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赴美没有安全保证为由而刮起了抵制风。
虽然萨马兰奇主席四处游说，仍有十多个国家坚决抵制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特别是体育强国苏联、民主德国和古巴等国运动员的缺席，大大降低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水平。
经过多年的等待，1984年7月，中国运动员终于重返夏季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国运动员在五星红旗下健步入场时，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22年后，在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同志会见原洛杉矶奥组委主席、现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德？尤伯罗斯先生时，尤伯罗斯先生问了刘淇同志一个问题。他问道：“你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会受到当地人民那么热烈的欢迎吗？”刘淇主席笑了笑，以问代答道：“因为中国是时隔多年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吧？”尤伯罗斯说：“对，也不全对，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强大代表团当然会感到高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从内心感谢中国，感谢中国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所以，他们又是鼓掌，又是欢呼。”我们在场参加会见的中、美人士均会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为了防止以任何理由抵制奥运会的现象再次发生，国际奥委会通过了相应规定，才保证最近二十多年来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节节攀升。但政治影响奥运会的隐患并未根本铲除。
正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首枚金牌。从此，中国和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彼得？尤伯罗斯先生在商业赞助奥运会方面开了先河。他使奥运会史无前例地扭亏为盈，把奥运会从像被人推来推去的排球变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
如果说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由于65个国家的缺席而不完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由于苏联、民主德国、古巴等体育强国的缺席而大失水准。那么，1988年汉城奥运会则成了世界体育强国较劲的擂台。苏联、民主德国一鼓作气，再振雄风，分别以55枚和37枚金牌，132枚和102枚奖牌荣登金牌、奖牌榜前两名。在苏联、民主德国缺席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稳坐老大的美国，在汉城奥运会上只得了个“小三”，而韩国则挟东道主之利跃进到第4位。
第二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金牌数排到了第11位（5枚），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兵败汉城”之说。其实，中国的竞技体育当时仍在复甦阶段，水平起伏应是正常现象。更何况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东西方体育强国大碰撞的一次高水平奥运会，作为第二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中国军团成绩不如上届，也属正常。一些人大惊小怪，显然对奥运会大背景和竞技体育的规律缺乏全面了解。
直到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表决的前一年，1992年，经过十年磨一剑，我们的队伍才积累了较多的国际比赛经验，从蹒跚中迈开大步，从弱势中走向强盛，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名列第四，使我们后来第一次申办奥运在谈及运动成绩时增添了不少底气。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1）
我没有参加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正是在这届亚运会上，中、日两国体育代表团展开了空前激烈的金牌争夺战。行前，我国体育代表团并没有看好赛艇队，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是这个项目亚洲的佼佼者。赛艇又是首次列入亚运会，且比赛场地又不在新德里，而是在其南部200多公里外的斋普尔。所以，开赛后，尽管中、日两国在其他项目上金牌、奖牌咬得很紧，但我方代表团并没有对赛艇项目夺金寄予多大希望。而日本队则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子，他们不但千里迢迢从日本运来崭新的艇和桨，而且向媒体扬言要把赛艇的4枚金牌全部摘走。我队教练员刘植荣、高洪银则低调练内功。他们认真调试从当地组委会借来的船，在短短三天内适应器材。我队在比赛中发挥出良好的战术水平和精神状况，一鼓作气将四枚金牌全部拿下，使日本队和亚洲赛坛感到震惊。最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奖牌总数上与日本队打成平手，均获153枚，但金牌数又恰恰比日本多了4枚，在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次把日本拉下了亚洲老大的位置。
赛后，许多人说是“幸亏赛艇队，中国代表团才以4金战胜日本。”我知道这是玩笑话，中国以61金对日本的57金以4金胜出，这与赛艇队赢得的4金完全是个巧合。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同志开始认识到，我们新中国已连续参加了三届亚运会，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也到了该承担义务，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了。
1983年8月23日，中国奥委会正式向亚奥理事会提出申请，希望由北京承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
但在我们正式公开申请之前，日本广岛早于我们已提出了申请，并且以1990年是广岛建市100周年为由，要将1990年亚运会与其百年市庆相结合，理由挺站得住脚。而我们经过半年多的酝酿，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请示也已报经中央批准，我们也不可能中途退出。怎么办？
时任国际司长的何振梁同志提出，除了劝说日方退出竞争之外，希望我们再想别的方案。当时大家真是绞尽脑汁，一位同志建议，为什么不能一次会上定两届东道主？我们先办，广岛后办。另一位同志说，章程规定亚运会地点应在六年前选定，但提前没有底线，提前十年也不应视为违章。大家认为这个想法好，如果既确保北京能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又能提前决定1994年第12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岂不是一举两得，用现在的话讲叫“双赢”。关键之一，是看日本方面是否同意。关键之二，是此建议能否得到亚奥理事会大多数代表的谅解和支持。
经我方代表与日本奥委会代表协商，日本虽不情愿，但考虑到中日两国体育界的长远关系，还是同意了我方建议。在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议汉城大会上该方案也以多数票获得批准。大会在同意第11届亚运会于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同时，批准第12届亚运会于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行。
1985年4月，北京第11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均参与了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
1988年底，伍绍祖同志从国防科工委调来国家体委接替李梦华同志的主任工作。他是清华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从事国防工业、核工业的领导工作。作为亚运会组委会的主要领导之一，他把国防科工委发射火箭的指挥系统和网络理论移植到了亚运会组委会，用系统科学指挥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受到了我国国防工业的老前辈钱学森同志的称赞。
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干扰了北京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一时间西方政府和媒体掀起一片反华叫嚣，唯恐中国社会不乱。许多西方媒体公开搧动抵制北京亚运会。好在我国外交部前一个时期的亚洲工作出色，亚洲各国对北京亚运会的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我们做国际联络工作的同志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干扰急出了一身汗，担心北京亚运会要受损。
也是在这年4月15日，中国奥委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办好亚运会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增选我和另外一些同志为中国奥委会委员。
1990年7月31日，国际司副司长兼亚运会国联部副部长于再清同志正式通知我，调我去亚运村内设点，由我牵头，分管参加亚运会的38个体育代表团的联络员，解决村内可能出现的矛盾。并明确叮嘱我这个“点”由组委会国际联络部直接领导，要及时向国联部反馈情况。 。。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2）
1990年8月初，我到组委会所在的国际会议中心报到。与组委会国联部的领导一交流才知道；我的工作属于“补漏”。组委会高层领导在检查国联部工作时，发现对各国贵宾和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但忽略了亚运会的主体——运动员和驻村各国和地区奥委会的人员。亚运会38个国家和地区有近6000人住在亚运村。村内许多细微的工作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大局。所以组委会领导提出要加强这块工作，我就被拉来补这个“大漏洞”。
能参加在我国举办的最大的一次综合国际体育赛事对我也是个挑战。国联部派给我两个青年人：曹革和朱丹。曹革是个男青年，英语很好，还是个硕士生。朱丹是个女孩，是我北外的小校友，第一外语是泰语，第二外语是英语。两个年轻人都很机灵、睿智。我很满意。过了几天，组织上又调北京贸促会秘书长兼国际部长袁斌同志参加到我们团队，与我一起挑头负责村内各代表团的工作。她也是我的校友，那时才35岁，一看就是个干练、爽快的人。有了团队，我们的工作就呼啦啦地展开了。
1990年10月，NOC团队朱丹（左一）、张清（左二）、
袁斌（右二）、曹革（右一）在亚运村与焦若愚村长合影
记得在我刚接过工作时，组委会国际部的屠铭德同志就深有体会地告诫我，不仅外事口“婆婆”多，要多请示，勤汇报，而且组委会各个工作领域“婆婆”都不少，程序复杂，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想，他来组委会时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