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7）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国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象出于对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块和香烟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他们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向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终被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开始寻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 ，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8）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霍洛——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他们撤离蒙古的时候，苏联人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现在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到“高度限制区”不只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山脊，去他那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霍洛，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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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9）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克鲁伦（Khara 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