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彼此又有“兄弟般的友谊”，自然就可以敞开心扉，谈论一些这个家庭内的事情。没有外人，更没有敌人，那就不用一味地说好听话，问题也可以谈。作为东道主，匈牙利通讯社摄影部主编包特？费伦茨着力强调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有我们共同的问题，也有我们共同的任务。当然，来参加会议的各个国家的代表，都是在自己国家这一行当说话算数的人，因而，这样的会议除了确立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游戏规则外，还有携社会主义‘国际’之力，左右国内新闻摄影格局，弭平异己之功效。”
会上，包特？费伦茨对展览会筹备情况及各国展览照片进行了评价。他对1956年“北京会议”的议题进行了回顾。
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兄弟国家通讯社社长会议上，曾一致认为我们的摄影工作还没有成为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强有力武器，还没有足够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我们照片的表现力和说服力还弱。因此，在北京决定社会主义各国要提高新闻摄影技术水平，应该把新闻摄影变成鼓动和宣传的有力工具。
此次“布达佩斯会议”，继续延续两年前的话题，并开始形成、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摄影领域相似的观念、意识及话语体系与操作模式。
包特？费伦茨谈论了“几个原则问题”。
照片具有很大的、教育群众的力量，因此是宣传和鼓动工作的重要工具。
只有当我们的照片确实有相当的表现力、说服力时，有一定的鼓动意义和艺术水平时，我们才能把潜伏在照片中的伟大教育力量发挥出来。
我们的摄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有助于人们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永远以这个最基本的目标为准绳。
通过对各国事先送达展览照片的研究，包特？费伦茨发现了“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两年来“北京会议”提出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还受到“削弱”。他追问道：
是什么东西在过去几年来削弱了我们摄影工作的鼓动力量？我们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照片成为更有鼓动力，政治上更有用的东西呢？
包特？费伦茨认为，这与“题材和作品的真实程度问题密切联系着”。
他举例说，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几年来，“过分带有记录性质”，把对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特别是人的描绘放到了次要地位。他承认，大家庭中的一部分照片不够真实地反映实际，也不够生动，以为它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没有反映出人在这种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在我们的照片中，经常出现一种人为地加以选择的东西。经常有这种情况，当我们决定摄影题材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种想象拍摄照片。
这种取材法不仅形成了从形式上来解决问题，而且也歪曲了内容。
因此，我们有很多照片没有应有的表现力和说服力。
中国代表，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回国后写出的“书面材料”中称：“大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摄影报道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真实、充分地反映生活。”但目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共同的主要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工人、农民的劳动反映得不够。我们反映工人、农民的作品不如反映演员的作品生动，原因是新闻摄影记者对工人、农民的劳动生活了解得还不够深、透。”石少华称，我们对工人、农民都欠了债。包特？费伦茨也提出说，在匈牙利参展作品中，“没有找到一张反映农业生产的好照片”；“没有一张真正表现出社会主义的英勇的创造性的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在批评捷克的材料时也应该提到，其中也缺少介绍农民生活的照片”。苏联的材料里，也缺少介绍集体农庄的照片。
“我们的表现技巧还有落后于报纸的需要，而且落后于现有条件的可能。”石少华举例说，有些代表指出，一些作品存在公式化倾向，同时，也有些代表批评了个别作品的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照片有说服力，应该生动地把最本质的东西反映出来。包特？费伦茨则要求“在我们的摄影工作中，独特的风格必须代替平淡的公式化”。
石少华提出，应该鼓励摄影记者扩大报道面，大胆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反映生活，以扩大和加强新闻摄影报道的战斗作用。
在1958年9月，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摄影部和图片社领导人大团圆，共商新闻摄影大计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包特？费伦茨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新闻摄影工作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再一次强化了这一家庭的共同话语模式、语汇及作为身份认定标识的语气。
把坚定的政治目的渗进我们的工作中；在特定的任务基础上努力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描绘和表达的才能；应继续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技术才能，我们要积极地搞出愈来愈多的真正的摄影报道。这样我们的照片就将更真实、更有情感、更有真正的说服力、更有艺术性和宣传性。这样我们的摄影工作才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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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前言与后记（1）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巨型献礼之作，由毛泽东亲自题名的《中国》画册，令人惊奇的是没有通常的前言与后记。整书全部文字只是在尾页注明了拍摄者名单与简略的作品名称。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本集大成画册的出版都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都是编者借此陈述1949年以后的摄影状况，树立规范，褒奖主流，指陈时弊，规定方向的时机。但是，这一看似理所当然、会适时出现的文本，却无端地缺席了。
作家老舍这样描述了自己见到《中国》画册时的欣喜之情：
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
然而，画册本身却没有留下有关摄影的文字。
重达13市斤，厚度英寸，共有545页的六开本巨型画册——《中国》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产物。封面以三种不同材料分别绣、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毛泽东主席手书“中国”二字。它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和“中国画册编委会的具体领导下”编辑完成的，“人们称赞它是新中国辉煌十年的见证，诗人则赞它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画册总主编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1958年12月2日，文化部、新华社就这本画册的编辑问题召集有关单位进行座谈。经过讨论，会议确定画册的编辑方针是：综合、全面地反映建国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如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画册要求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和民族形式，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画册还将分别以10种以上文字出版。
成书时，《中国》画册共收入172位摄影家的463幅作品，其中包括彩色作品118幅。此外，还有古今画家的美术作品27幅。中国摄影学会曾经号召会员及全国的摄影家“把全国最新、最美的东西拍摄下来”，以编辑出“一本既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又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画册”，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为此，摄影界“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形成1959年摄影界“特大跃进的局面”。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摄影创作，是《中国》画册拍摄过程中的特点，这也被称作“摄影界的一大壮举”。工作开始以后，从首都主要摄影单位挑选摄影工作者，手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介绍信，兵分十路，分别去北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北等地区，及红军长征所经之地进行拍摄，另外，还有一批人专门负责拍摄文物古迹、名人字画等。画册的完成，表明“我国的摄影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中国》画册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十年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以活生生的画面，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也回顾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和近百年来的英勇斗争史。
画册出版后，署名“布子”的文章也对其进行了全面评价：
全部作品形象地、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以及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美丽的河山和革命的历程、灿烂的历史文化等。这些作品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没有前言与后记（2）
172位摄影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新闻摄影记者。十年风雨，能在这里一展身段，一现姓名者，多也在编委会的心目中被划为了政治正确的人：
毛松友、牛畏予、石少华、孙忠靖、齐观山、吴化学、吴印咸、吕相友、吕厚民、李仲魁、*、沈觐光、邹健东、陈正青、陈勃、孟昭瑞、张印泉、张祖道、侯波、姜国宪、胥志成、郑小箴、袁汝逊、袁苓、袁毅平、高帆、许必华、盛继润、蒋齐生、薛子江等等。
但也有些许例外，当年的摄影记者中只有贾化民到过南沙，拍了这里必须选择的作品，因而，受过批判的贾化民也得以位列其中。
十年来，摄影界左顾右盼，明地里“一边倒”，师法苏俄，左拥右抱；暗地里偷纳欧风美雨，潜听燕莺欢。当然，更有摄影界遗老遗少在幽暗处回望、瞻顾，哀叹着时光流淌。
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转向与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论调多有变化，如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等，都让我们这个口号的借用者、追随者多少有些进退两难、无所适从；加之中苏关系一波三折，国际共运内部矛盾爆发，很多时候师道难继。并且，在新闻摄影界，对苏联同行的反思也已开始，特别是在摆布、组织加工等问题上更是如此。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在“政治第一”的声浪中，表面上，对于“欧美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的批判一刻也没有停止，但在新闻摄影界，对此关注、研究之风却并没有停顿下来。
1957年1月27日、3月1日、3月17日，毛泽东在不到50天的时间内三次在重要会议上阐述创办《参考消息》的意义，并要求大幅度地扩大改版后的发行量。毛泽东强调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要了解敌人情况，要接触细菌、种牛痘，增强政治免疫力。在这一背景下，对西方新闻摄影理论的翻译工作也时断时续。
风云际会，浮云蔽眼，东张西望。
这种情形下，中国内地摄影界的有识之士，包括新闻摄影界，寻找自身特质的努力也开始显现。而这本集大成之作，凸显编者与摄影者确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民族风格”的集体意志。
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跃进，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应该配得上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国际声望的日益增长的形势，应该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力争上游，使我们的新闻摄影放射着社会主义灿烂光辉，最真实地反映着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而又富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祖国争光，为社会主义争光。
那么，“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民族风格”等不同表述，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由于党对摄影事业的正确领导，由于摄影工作者十多年来不断的摸索和实践，我国摄影艺术的风格已经逐步形成。根据国内外舆论的反映，一般都认为新中国摄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是：
“蕴涵着很深的思想内容”，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性”，作品“充满着生活气息，洋溢着时代精神”，“除了给欣赏者美的满足，还给人们很好的教育”。中国的摄影家善于“用细致的艺术手法，严谨、浪漫的构图，把振奋人心的场面鲜明地表达在画面上，使人看到就产生一股热力，向往着更美好的未来”……
这段文字的作者，还把“我国摄影艺术创作能够获得丰收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归结为：广大摄影工作者在坚持党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明确的政治方向下，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创作的源泉，找到了美好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之，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