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位- 第3部分

　　九姨爱打麻将，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位姓任的太太，其丈夫姓周，介绍给我妈认识后，我们称她为周伯母。

　　周伯母的丈夫，解放前在江口县税捐处当科长，算是和父亲干过同样工作，所以很快就和我家混熟了，成了世交。

　　周老家在南充，刚解放他老家俩儿子，来江口县找工作，他家住不下，就暂住在我家，和三哥、四哥住在一个房间，床上挤不下，就铺地铺，睡地上。

　　太平街地处县城外，51年土匪叛乱。

　　一天晚上，土匪在紧临太平街的观风楼跟解放军打仗，枪声响了一夜，我吓得躲在母亲怀里，蒙住耳朵一夜没睡。

　　第二天听说：

　　土匪想血洗太平街，过观凤楼时，被驻守观凤楼的解放军发现，双方交火，打得利害，土匪被打死了几个后，士气大减，天亮快了，土匪想放火烧了凤观楼，被赶来增援的解放军扑灭，尸体还来不急拉走，土匪便匆匆跑了。

　　三哥着急地问：

　　“现在尸体还在吗？”

　　有人说：

　　“还在，我刚从观凤楼看了回来。”

　　我知道三哥要去看。

　　三哥十多岁了，大哥不在，算是家中老大，母亲很少管他。

　　我趁母亲没注意，一个人溜到院子门口等他，果然，一会儿三哥从院里跑了出来，三哥见是我在等他，高兴地牵着我的手，一溜烟跑到了观凤楼，土匪尸体全烧焦了，一个尸体仰面躺在墙边，嘴张着，一只手向上伸，手指半缺，指向蓝天，“死前他想说什么呵？”我不敢多看，拉着三哥回家了。

　　母亲感到住在太平街不安全，决定托人在城里找房子搬家，周伯母听说后，介绍说：

　　“大井街有个院子，解放前是徐家大地主的词堂，解放后徐地主和老婆都被人民政府镇压，大儿子也死了，大儿媳没有生活来源，想把词堂租出去住人，租金便宜。”

　　母亲随周伯母看了房子回来说：

　　“房子可以，院子没有董家院大，但精致，分前后两院，后院祀祭堂两边是客房，右边较小，左边较大：可隔两大间，有厨房，库房，还带一个小天井。前后两院除客房外，全是厢房，加起有十多间，全可住人。我和周伯母商量了，决定两家都搬到徐家院里住，他家人少，租用后院的右客房，我们租左客房。”

　　51年我们家搬到了大井街，一住就整整住了40多年。

　　在徐家院子，我渡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悲伤、贫困和艰辛、失望和憧憬、幻想和破灭、爱情和甜蜜……直到90年代初，徐家院子的土地被征用，我家才离开大井街这块热土，迄今大井街徐家院的情景，还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儿时的梦幻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前后院先后搬入了：陈国威家、唐清平家、肖大爷家、杨华华家、毕彩云家、张少兰家、赵元村家、刘家婶家、任姥姥家、海娃家、严老师家等十多户。

　　前后院都住满了，连厕所房里的毛坑，用土填了，也住上人。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住了下来。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众人又喊：

　　“拿去做什么了”

　　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

　　“当柴火烧了”　

　　众人大骂：

　　“大声点，不许装疯卖傻！”

　　以后全是漫骂，和“是！”“是！”的回应声……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苦涩，没让泪水流出，拉着二姐说：

　　“走吧！”

　　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

　　初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对我和二姐说：

　　“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快去看看，是不是推不动了！帮他拉拉。”　　　　　　

　　以往，只要不读书，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父亲在后面推，我俩赤着脚，用绳子，一头套住车头，一头跨在肩上，使劲地往前拉，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推得也快。

　　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把我们称为：

　　“两个小飞鹅”。

　　“好！”我俩高兴地应了母亲一声，拿着拉绳就向外跑，过了胥家路口，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又向前走五、六里，天己慢慢黑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只见路上一人，坐在鸡公车上歇气，“是爸爸”我们高兴地大叫：

　　“爸，我们来了！”便向前跑去。

　　父亲见了我们，一下子站起来，很高兴地说：

　　“推不动了，歇了一下，现在我们走！”

　　我和二姐马上套上绳子，开始使劲地向前拉，路很滑，我们用草绳缠在足上，拉得很快，但没有走到一里路，就感到拉起来很吃力，拉不动了。

　　“爸，你是不是推不动了？”我回过头小心地问，只见父亲虚汗淋漓，又问：

　　“你是不是饿了？”

　　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太饿了，推不动！”

　　说完放下车，一屁股坐在车杠上说：

　　“再歇一会儿。”

　　天黑暗下来，路上和周围田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和二姐擦着脸上的汗，也感到饿了，怎么办？这前不临村后不临店的地方，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呵？我开始感到无助的恐惧和无奈！

　　突然，看见父亲眼睛一亮，看左右无人，便跳到路边田里，从玉米地，搬下三包刚卦红丝的玉米包，抱了回来，递给我们说：

　　“将就吃”，

　　我立刻想到那天晚上，在居委会，管制分子被批斗的情况，不安地问爸：

　　“你不怕他们斗争你？”

　　父亲看看我和二姐，笑了笑安慰地说：

　　“放心，他们不会知道的”。

　　由于有了一包生玉米的充饥，晚上十点过，我们终于把鸡公车艰难地拖回了家。

　　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