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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刚刚倒台，就有那么多鲜活、生动的小说、纪实、戏曲出现，一方面当然反映民心向背，大家痛恨魏忠贤等阉党，这类题材才吸引眼球；但另一方面可看出明代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文化市场十分活跃。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1）
大明从洪武帝建国之初，就三令五申要求后代子孙防止太监之祸，可明朝太监专权甚于任何一个朝代，大明成了一个“太监帝国”。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那么最后一个太监则是王承恩。王承恩的权力，不如他的前辈王振、刘瑾、魏忠贤，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完全是在崇祯成为孤家寡人，没有一个大臣来勤王时，他陪伴皇帝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皇帝死后，他也自杀了。
大宋末年让士大夫代表陆秀夫完成的事情，到大明却让一个太监完成了。
这可能是冥冥中历史的无情之手在左右着，大宋文官地位空前，陪皇帝死的自然是文官；而大明太监地位空前，那么就让太监陪皇帝死吧。
前文《崇祯帝身边的“陆秀夫”呢？》，我分析无文官陪同崇祯上煤山的原因，有人认为我太片面，并举出一些李闯进城后，大臣全家自杀的例子，以及清入关后，东南一带多死难之士。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李闯进城，大臣自杀大多数不是为了殉国，事实上李闯围城时，他们有的是机会去保卫皇上，崇祯敲响召集百官的大钟，无人响应便是很好的说明。李闯进城前一些人自杀是害怕被流寇侮辱，个人的名节比皇帝的生死重要得多。李闯进城后，大肆勒索留城观望的大臣和太监，使旧政府那些本来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高层人士失望，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例。至于东南沿海的缙绅士大夫打着大明的旗帜，反抗清的入侵，更多的是保卫一种文化，保卫他们心目中华夏对狄夷的心理优势。试想如果清不入关，李闯如刘邦、朱元璋那样，能通达顺变，大顺军南下江浙一带，还会碰到对清那样激烈的抵抗吗？
大明王室和历代王朝一样，他们统治天下必须依靠稳定的科举制度培育出来的文官集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牧民之事，哪怕皇帝再能干也不能都自个儿完成，必须假手其他政治精英。可是，大明王室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又是空前紧张。
要利用文官集团，又要防止他们手揽大权，这是明朝开国以后，皇帝碰到的最大矛盾。人毕竟不是计算机，输入一个指令就能搞定。所以洪武帝要废掉宰相，使任何文官都不可能成为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由皇帝一个人担当。他以为这个措施就解决了权臣控制朝政的大难题，可是他忘了他不可能克隆出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后代，有杀伐决断之才，又有勤勉政事的敬业精神。大明的混蛋皇帝比哪朝都多，这些皇帝特点都一样，不敢信任文官。即使那个被张居正手把手教育成人的万历帝，害怕张先生，又拿他没办法，张先生死后便狠狠地报复，出了多年憋在心中的鸟气。
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着共同职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利益集团，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前赴后继地要用“尧舜”这类标准作绳子，捆住皇帝，皇帝也是人，当然不肯就范。于是就出了很多招数，有嘉靖帝为了给生父母争取政治地位的“大礼仪”事件，嘉靖帝是软硬兼施；也有正德帝这个混小子干脆破罐子破摔，任你文臣如何说，我玩我的；也有万历帝那样消极抵抗，整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眼不见心不烦吧。
要防止像唐代那样，武将拥兵自重，宋代皇帝便扬文抑武，让文官来治军。可文官治军久了，难道就不会拥兵自重吗？问题又出来了，明代的皇帝也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来抑制文官集团的，能仰仗的只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太监，以及假手太监管理的特务。
所以，洪武帝在设计制度时，就留下了不可能较好解决的矛盾，既要防文官又要防太监，怎么可能呢？两大集团总得依靠一头，大多数明朝皇帝，当然觉得服侍自己起居，深谙自己喜好的太监，比那些动不动就引用孔孟之说的文臣们可爱得多。——而且他们至少没有后代，专权、干政也就是自己威风，很难想到为子孙考虑而起篡位的念头。因此太监专权是大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下的必然。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2）
咱们再说说崇祯皇帝，他比起自己的父兄来说，算一个兢兢业业的皇帝了，他总觉得自己不是个亡国之君，为什么总碰上亡国之事呢？流寇蜂起，士林道德沦丧，东北胡人侵扰。他这是在替祖宗还债呀，亡国的种子，不是一两天前种下的。他也知道太监的可恶，即位不久就清徐了魏忠贤，清理了群阉，天下士人为之鼓舞。
可是，崇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疏远了太监并不意味着他信任文官集团。他一直认为文官多是贪污腐化不效忠朝廷的人，——这个判断没大的错。可在天下板荡之时，你不信任这些文官，谁给你办事？袁崇焕之死，从根子上来说是崇祯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造成的。崇祯清洗太监势力后不久，他又开始重用太监，没办法呀，不信任文官可总得有人替皇帝办事，崇祯帝是很难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至死崇祯帝还在抱怨文官集团：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如果真的是群臣亡了大明天下，根本原因又出在哪里呢？
王刚在《江山风雨情》中，把太监王承恩演得狡诈而又仗义，对皇帝忠心耿耿。
这个形象我倒觉得不错，并非所有的太监被割了那东西，就立马变成坏人了，司马迁不也是被去势吗？生理上的损害带来心理的阴影是肯定的，但凡事不能绝对，太监之祸首先是源于制度之祸，而太监内部和文官集团一样，有忠有奸。比如永乐朝的郑和，万历朝的冯宝，泰昌、天启时的王安，算比较忠诚的太监。
王承恩与皇帝一起自杀，让人对他多几分带有悲凉的敬仰。好歹他用死，替三百年中成千上万的太监报了明室的知遇之恩。
太监揽权的底线（1）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危害极大。但和汉、唐的区别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外，他们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攥在皇帝的手中。
这个结果之产生，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已十分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言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情何以堪呀。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奸党的名单。这个名单吓人一跳，内阁大臣包括大学士刘健、 谢迁，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六部的郎中有李梦阳，主事有王守仁等四位，翰苑词臣有检讨刘瑞，科道则有给事中汤礼敬等十六位，御史则有陈琳等二十五位。《明史》说这些人“皆海内号忠直者也。”魏忠贤还只能借助一部分文臣打倒另一部分文臣，而刘瑾此举，简直是和天下大多数文臣为敌。王守仁被他派人追杀得无处藏身，不得已在浙江伪造跳水自杀的现场，躲到了贵州龙场驿，才避免一死。等刘瑾事败后出山，建立了平定宁王叛乱的不世功勋。
《明史》说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最过分的一次是，某位文臣用匿名信的方式，斥骂刘公公的所作所为，刘瑾矫诏让百官跪在奉天门——今日天安门下，晒毒日头。而刘瑾站在旁边大声呵斥，太阳落山了以后，把所有五品以下的官员收押到监狱里。主事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几个文弱书生，大约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竟然中暑而死。刘瑾的暴虐混账，连他的同类都看不惯。太监李荣送冰镇西瓜给文臣们解渴，另一位太监黄伟则对众位下跪的大臣说：“书中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挺身出来自己承认，就算死了也不失为好男子，奈何连累其他人？”这两位太监的言行说明他俩良心未完全泯灭，可刘瑾很生气，勒令李荣闲住，将黄伟发配到南京。
这样一个恣意任为的王八蛋，正德皇帝毫不干涉，没准他还庆幸刘瑾帮他收拾那帮让他读书、让他好好呆在宫里的文臣。但再荒唐的皇帝，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刘瑾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位大太监张永，被文臣们争取过来，开始在正德皇帝面前上刘瑾的眼药。
张永把皇帝的心思摸得透透的，对皇帝根本不说刘瑾如何贪赃枉法、如何欺凌大臣，而是说刘瑾要谋反，要篡位。可少年皇帝正德说天下任刘瑾去取。他本来就不喜欢皇帝这个职业，只喜欢享乐。可张永再加一句，刘瑾取天下，将如何处置陛下？再荒唐的皇帝这时候也会明白，自古权臣登基，其他投降的大臣基本上没性命之忧，而被废黜的皇帝一定会被害死，不这样做，新皇帝坐江山心里也不踏实，曹丕和朱元璋都是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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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揽权的底线（2）
正德帝总得怜惜自己的生命吧，于是和张永进行周密布置，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太监。本来不要他的性命，只是让他谪居凤阳，可是抄家时抄出伪造的玉玺一枚，还有出入宫禁的令牌以及铠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刘瑾常常不离手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正德帝大怒，命令凌迟处死。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 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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