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书全都写了下来。近代名著《凯恩号叛变》里面也有个类似的角色，影片中由弗莱·麦克茂莱演，是个文艺青年，在战舰上任职，私下从事写作。大家背后抱怨船长神经病，他煽动这些青年军官中职位最高的一个——范强生饰——鼓励他叛变，后来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竟推得干干净净。这本书虽然是套邦梯案，比李察浩的书早二十年，不会知道杨的事，纯是巧合，不过是讽刺知识分子夸夸其谈，不负责任。杨比他复杂，为了朋友，把自己也葬送在里面，后来也是因为失去了这份友谊而衔恨。不知道是否与他的西印度血液受歧视有关？叛变固然是杨的主意，在这之前克利斯青已经准备逃亡。
问题依旧是他与布莱之间的局面，何至于此？这条船特别挤，船身不到九丈长，中舱全部辟作花房，因为盆栽的面包果树溅上一滴海水就会枯萎。剩下地方不多，挤上差不多五十个人。现代港台一带的机帆船也许有时候更挤，但是航程短，大概只有潜水艇与太空船上的情形可以比拟。布莱唠叨，在这狭小的空间内被他找上了，真可以把人嘀咕疯了。
克利斯青人缘奇佳，布莱一向不得人心，跟库克的时候也就寡言笑，三句不离本行。同性的朋友也往往是“异性相吸”。
个性相反相成。布莱规定傅莱亚与医生跟他一桌吃饭，显然也需要年纪较大、阅历深些的人作伴，无奈他实在跟人合不来，非得要像克利斯青这样的圆融的青年迎合着他，因此，师徒关系在他特别重要。当然也是克利斯青能吃苦，粗细一把抓，没有公子哥儿习气，他自己行伍出身的人，自然另眼看待。
但是邦梯号一出大西洋就破格提升，李察洁认为是他们这时候发生了更进一层的关系，其实是针对傅莱亚，如莫礼逊札记中所说，越过傅莱亚头上，是一种侮辱。
一到塔喜堤，布莱什么都交给下属，也不去查考——也许是避免与他们那些女人接触——连救生艇蛀穿了也直到叛变那天才发觉。他非常欣赏当地的女人，而一人向隅，看不得大家狂欢半年，一上船就收拾他们。对克利斯青却是在塔喜堤就骂，想必因为是他的人，所以更气他。克利斯青“爬得高跌得重”，分外羞愤。恩怨之间本来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个过。至于有没有同性恋的暗流，那又是一回事，即有也是双方都不自觉的。
三０年间诺朵夫等二人写《叛舰喋血记》，叛逆性没有现在时髦，所以替克利斯青掩饰，再三声明他愿意只是把布莱手镣脚锗押送回国法办。“手镣脚镑”是傅莱亚提出的外置布莱的办法，但是当然没有建议克利斯青送他回国自投罗网。改为克利斯青的主张，把他改成了个浑小子，脑筋不清楚。
这本书最大的改动是加上一个虚构的白颜，用他作第一人称，篇幅也是他占得最多，是主角身份，不仅是叙述者。历史小说用虚构的人物作主角，此后又有《永远的琥珀》，但那是公认为低级趣味的，而《叛舰喋血记》在通俗作品中评价很高。
自序里说明白颜是根据海五德创造的。海五德为什么不合适，没提，当然是因为他在事变中态度暖昧，理由是年幼没经过事。他十六岁，但是很聪明，后来在塔喜堤住了两年，还编字典。那天的短暂痴呆症似是剧烈的内心斗争，暂时瘫痪了意志。也许是想参加叛变而有顾虑，至少希望置身事外。
白颜就完全是冤狱，本来是跟布莱定的，不过下去理行李的时候，想抓住机会打倒看守夺枪，所以来迟一步，救生艇已经坐满了人。布莱叫他不要下船，答应回国代为分说。这是借用其他三个人的事，小木匠等三人已经上了小船又被克利斯青晚回。被唤回是没办法，换了迟到的人，布莱多少有点疑心，不会自动答应代为洗刷，而又食言。
两位作者为了补这漏洞，又加上事变前夕布莱恰巧听见白颜与克利斯青在甲板上谈话，又偏只听见最后一句“那我们一言为定”，事后思量，误以为是约定谋反，因此回国后不履行诺言，将自颜列入叛党内。叛变两章根据在场诸人口述，写得生龙活虎，只有这一段是败笔，异常拙劣牵强。
我看的是普及本，没有序，所以直到最近看见李察浩的书，船员名单上没有白颜，才知道原来没有这个人。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所有白颜正传的部分都特别沉闷乏昧：寡母请吃饭，初见布莱；母子家园玫瑰丛中散步谈心；案发后，布莱一封信气死了美而慧的母亲；出狱回家，形单影只，感溉万千，都看得人昏昏欲睡。
邦梯号上人才济济，还有个现成的叙述者莫礼逊，许多史料都来自他的札记。他约有三十多岁；在水手中算老兵了，留着长长的黑发。傅莱亚显然信任他，一出事就跟他商量“反叛变”，他根据常识回答：“已经太晚了”。但是他第一个动手帮助船长一行人，向救生艇上投掷器材食物，扛抬食水。那天他的客观冷静大胆，简直像个现代派去的观察者。在法庭上虽然不像海五德有人撑腰，两人都应对得当，判绞获赦，但是在小说家看来，这些人统不合格，必须另外编造一个定做的小纸人，为完全便利起见，长篇大论写他，都是任谁也无法反对的事，例如把海五德年纪加大三岁，到了公认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不致于辜负南海风光，使读者失望。但是就连这场恋爱也无味到极点，只够向当时美国社会各方都打招呼，面面俱到。
船员中只有他与塔喜堤女人结婚，而他这样母子相依为命，有没有顾虑到母亲是否赞成。竟一宇不提。虽然是土俗婚礼，法律上不生效，也并没有另外结婚，而她也识相，按照电影与通俗小说中土女与东方女性的不成文法，及时死去，免得僧同回国害他为难。他二十年后才有机会回塔喜堤，听见说她早已亡故，遗下他的一个女儿，就是那边走来的一个高大的少妇，抱着孩子，一时百感交集，没认女儿外孙，怕受不了——也避免使有些读者起反感。一段极尽扭捏之致。
不过是一本过时的美国畅销书，老是楔而不舍的细评起来，迹近无聊。原因是大家都熟悉这题材，把史实摘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可见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同时可以看出原有的故事本身有一种活力，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续集《辟坎岛》没有另起炉灶换个虚构的主角，就不行。
虽然口口声声称绩萨贝拉为克利斯青太太——大概是依照亚当斯晚年的洁本的口吻——言语举止也使人绝对不能想象她跳草裙舞，但还是改得不够彻底，还有这样的句子：克利斯青反对威廉斯独占士人妻，建议另想办法，说：“你难道没有个朋友肯跟你共他的女人？”令人失笑。并不是诺朵夫等只会写男童故事；二人合著的南太平洋罗曼斯还有《腿风》，写早期澳洲的有《植物学湾》，制成影片都是卖座的名片。辟坎岛的故事苦于太不罗曼蒂克，又自有一种生命力，驾驭不了它。在李察浩书中这故事返朴归真，简直可能是原子时代大破坏后，被隔离的一个小集团，在真空中，社会制度很快的一一都崩溃了，退化到有些兽类社团的阶段，只能有一个强大的雄性，其余的雄性限未成年的。辟坎岛人最后靠宗教得救，也还是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强大的雄性制定的。
近来又出了部小说《再会，克利斯青先生！》写布莱垂涎海五德，妒忌克利斯青与海五德同性恋爱。辟坎岛上土人起事，克利斯青重伤末死，逃了出来，多年后一度冒险回英国，在街上重逢海五德，没有招呼，此后仍旧潜返辟坎岛与妻儿团聚，在他常去的崖顶山洞里独住，不大有人知道。男色是热门题材，西方最后的一只禁果，离《叛舰喋血记》的时代很远，书也半斤八两，似乎销路也不错。虽然同是英国出版，作者显然没有来得及看见李察浩的书。
弗洛依德的大弟子荣（Jung）给他的信上谈心理分析，说有个病例完全像易卜生的一出戏，又说：“凡是能正式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见《弗洛依德，荣格通信集》，威廉麦桧（McGuire）编——这并不是病态美，他这样说，不过因为他最深知精神病人的历史。别的生老病死，一切人的事也都有这种美，只有最好的艺术品能比。
（收入《张看》，1976年5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续集》自序
《续集》自序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列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这逆转了英文俗语的说法：“押着马儿去河边，还要撤着它喝水。”水的冷暖只有马儿自知。听说《小艾》在香港公开以单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来笔名梁京，却理直气壮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胆当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声泪痕》的那位“张爱玲”。我一度就读于香港大学，后来因珍珠港事变没有完成学业；一九五二年重临香港，住了三年，都有记录可查。我实在不愿为了“正名”而大动于戈。出版社认为对《小艾》心怀匣测者颇不乏人，劝我不要再蹉陀下去，免得重蹈覆辙。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壁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二则我的书一向归皇冠出版，多年来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仍是无稽之谈而已。
这使我想到，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悼棒责备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萧伯纳，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样应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他们在英美荣庸诺贝尔文学奖，生前死后获得应有的版权保障。萧伯纳的《卖花女》在舞台上后，改编成黑自电影，又改编成轻音乐剧《窈窕淑女》，再改编成七彩宽银幕电影，都得到版权费。海明威未完成的遗作经人整理后出版，他的继承人依旧享受可观的版税。如果他们遇到我这种情况，相信萧伯纳绝不会那么长寿，海明威的猎枪也会提前走火。
我想既然将旧作出版，索性把从前遗留在上海的作品选出一本文集，名之为《余韵》。另外自一九五二年离开上海后在海外各地发表而未收入书中的文章编成一集，名之为《续集》，免得将来再闹《红楼梦》中瞒赃的窃盗官司。
《谈吃与画饼充饥》写得比较细详，引起不少议论。多数人印象中以为我吃得又少又随便，几乎不食人间烟火，读后大为惊讶，甚至认为我“另有一功”。衣食住行我一向比较注重衣和食，然而现在连这一点偏嗜都成为奢侈了。至少这篇文章可以满足一部分访问者和在显徽镜下“看张”者的好奇心。这种自白式的文章只是掠鸿一瞥，虽然是颇长的一瞥。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作者借用书刊和读者间接沟通，演员却非直接面对观众不可，为什么作家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台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魂归离恨天》（暂名）是我为电懋公司写的最后一出剧本，没有交到导演手上，公司已告结束。多谢秦羽女士找了出来物归原主。“StaleMates”（《老搭子》
）曾在美国《记者》双周刊上刊出，劝得宋淇找出来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写的《五四遗事》并列在一起，自己看来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
最近看到不少关于我的话，不尽不实的地方自己不愿动笔澄清，本想请宋�